2022年3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办了第四届“日本研究高端论坛”。论坛邀请了中国的日本研究界享誉盛名的汤重南研究员、蒋立峰研究员和高洪研究员，以“学术与人生”为题为日本研究所全体科研人员做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日本研究系的多位研究生在线上聆听。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主持了论坛。

　　杨伯江所长首先对汤重南、蒋立峰、高洪三位先生的到来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他指出，三位先生在日本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学术成就斐然，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丰富的人生经验，将会激励我所年轻学者的科研工作，也将会为日本研究二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宝贵经验和借鉴。

　　汤重南研究员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主持了若干国家重点课题，撰写和主编有多部日本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著作和资料集。退休后的汤先生仍笔耕不辍，活跃在日本研究和日本研究人才培养的第一线。汤先生年逾八十仍精神矍铄，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对其半个多世纪的治学之路进行了总结和回顾。汤先生谈到他在文革中的坎坷际遇，但始终保持达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他满怀深情地回顾了与周一良、吕万和、万峰等日本研究前辈的交往，对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汤先生满怀深情地鼓励年轻一代日本研究学人，要以老一辈大家为榜样，站稳立场，以理论为指导，既要考虑现实，也要关注现实。论文写作不要好高骛远、脱离实际，要重视一手文献资料，避免陷入现象分析。他列举自己亲身研究中存在的遗憾，谆谆告诫年轻学人要永远保持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和敬畏之心。汤先生对我国日本问题研究的成果深感欣喜，对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也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尽快成长为日本研究领域的栋梁之才。

　　蒋立峰研究员将约束自己的日本研究几十年的重要的方法论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举例说明，中日之间“民族主义”一词本身存在语境差别，需要回归具体的历史情景进行分析。他强调必须要站在中国立场，而不是中间立场，思考作为中国学者该如处理问题。二是实事求是。蒋先生谈到了他参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例子，他说，中日双方在面临分歧时，正是以“实事求是”为准绳，才化解了双方历史认识中的冲突与矛盾。蒋先生还以朝鲜问题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例，谈到面对敏感问题时，要大量搜集历史史料、辨别不同观点、坚守“实事求是”的认知底线，不能以当前国家关系的“远密亲疏”扭曲历史事实。蒋先生在谈及中日对外建构国家形象问题时，认为要以承认客观事实为基础，才能提出正确的解决方略。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蒋先生认为，学术研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将理论高度和田野调查相结合，才能使文字“有温度”。四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不能只顾写文章，而不看社会效果。研究需有专业性与边界性。蒋先生以自身为例，认为学者应明确研究要在专业范围内展开，保有学术边界。

　　高洪研究员在发言中援引了学术前辈对自己栽培提携的事例，表达了对汤先生及蒋先生的敬佩和感激，同时畅谈了他对做好研究工作的几点心得体会。高洪研究员认为，从事国际问题领域的学术研究，首先要有“符合实际”且“比较稳定”的理论支点，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不盲从于眼花缭乱的各类“主义”，恪守“一定之规”，是为“稳定”。其次，要经常磨练研究方法。学者不仅要熟悉本专业领域的研究方法，更要善于向其他学科学习，保持知识体系不断更新。具体而言，可从其他学科的历史为切入点，来打造属于自身的知识体系。最后，是积累知识。要在本研究领域内不断丰富和建构知识体系，避免知识的“碎片化”。

　　最后，杨伯江所长对论坛进行了总结，他鼓励与会研究人员要学习三位先生的治学经验以及为学术献身的精神，认真对待科研，做“有温度”的学问。三位先生的精彩报告以及对人生和学术的肺腑之言引起了在座研究人员的强烈共鸣。老一代学者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学术心得无私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必将鼓舞和激励年轻一代学人，日本研究也将会不断向前发展。

（王瓒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