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北京举行了“与大江先生谈心” 学术座谈会。会议由李薇所长主持，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近 30 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讲人大江健三郎先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先生1935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岁考入东京大学。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日本获得“银杏并木奖”、“芥川文学奖”、“新潮文学奖”等荣誉，并在他59岁那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08 年，他的新作《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获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8）微山湖奖”。大江先生这次访华主要是为了参加“微山湖奖”的颁奖典礼。

　　会上，李薇所长首先对大江先生获得“微山湖奖”表示祝贺，并对大江先生在百忙之中来到日本研究所座谈表示诚挚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然后，与会学者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以问答形式就下述问题进行了交流。

一、关于大江文学

　　（一）关于小说与生活体验的关系

　　日本研究所资深学者叶渭渠曾主编过大江作品集，对大江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他认为，大江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半自传体小说尤其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就小说与生活体验的结合点与大江进行了探讨。

　　大江先生认为叶先生关于半自传体小说的提法是非常恰当的。他说：“‘半自传体小说’这个概念是非常日本化的。法国卢梭的小说作品以及美国作家弗兰克林的作品都不能称作半自传体小说。日本人的半自传体小说才是正统的。”他认为，日本私小说则是以自传为基础的反映了日本的近代文化。真正的自传体小说与日本近代化有着密切联系，但他自身并没有写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大江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可以是“我”，因为其中相当部分都是自己的经历，来源于自己的生活。但小说有虚构的成分。大江认为，私小说就是把现实与虚构结合在一起而写成的，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结合体。对大江来说,叙事绝不仅仅是一个技巧性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大江的小说正是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这种特殊表达形式，使虚构与现实得以整合。这也正是大江小说创作的结合点。

　　（二）关于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李薇指出，大江先生作为一个文学家，其突出特点是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大江作品中，总能感受到世界和平等人文关怀的因素。

　　大江先生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人，他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故事。“无论是‘大江’，还是‘我’都应该是社会人。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说自己就是社会小说家。”大江认为，中国女作家铁凝的《大浴女》就是社会性小说。在大江笔下，有过去和现在，却没有怎么写未来。他认为，如果不写未来，社会性小说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己在写社会性小说方面是失败的。小说家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识，用小说的形式对将来的社会进行预言。但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能真正写出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大江先生曾站在自由的立场上参加过安保斗争和广岛、冲绳等地的和平主义活动。但是，这种自由不等于对社会漠不关心，而是在积极参与社会的同时，保持着文学的“自立”，并在这种状态下进行文学创作。

　　（三）关于小说与漫画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阅读小说的日本国民数量在减少，而大部分国民选择看漫画。对于这种现象，日本所学者丁敏向大江提出了关于漫画和小说对日本国民的性格生成以及民族性生成的影响这一问题。

　　大江先生用“如果说日本有一个人看我的小说，那么就有一百个人在看漫画”的比喻肯定了漫画在日本的流行。他认为，漫画和小说同时存在于日本社会文化之中。从形式来看，漫画比小说、散文更容易吸引读者，是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政治方面，漫画的批判意味则比较强。现在，有些小说中已经融入漫画的因素，可以说是小说形式的一种新的尝试。他认为，小说需要有新的文学形式，应该将各种不同的形式融合到一起为文学服务，包括漫画、电影等。

　　（四）关于“孩子为什么要上学”

　　会上，日本研究所学者范作申就大江的《孩子为什么要上学》一文中的教育观进行了提问。

　　大江先生在回答时表示“孩子为什么要上学？”这个问题曾困扰他许多年。他回忆了童年的许多往事，并且回顾了自己的儿子成长和自学的过程。大江少年时代曾一度脱离学校自学，后来又重返校园学习。他的儿子大江光由于残疾而无法在普通的学校学习，后来却在特殊学校中结交了朋友，并进一步发展了音乐上的才能，最后终于顺利毕业。正是因为有这些经历，大江才深深地感到，学校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认为，只有进了学校，才能找到并建立起与他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作为社会人是必需的精神食粮。关于今后的创作，大江先生表示仍将基于个人体验进行写作，并且将会围绕儿童问题进行创作。

二、大江的和平主义思想

　　大江先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成就卓著，他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更是闻名遐迩。作为著名和平主义团体“九条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受到各界人士普遍关注。

　　（一）关于残留孤儿和“加害者意识”问题

　　日本研究所学者吴万虹认为，关于残留孤儿的问题，虽然日本大众及媒体等对回到日本的战争孤儿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认为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但他们却忽视了对因战争而成为孤儿的中国人的关注。对此，大江承认日本确实忽略了中国战争孤儿的问题。他认为，在残留孤儿问题上，日本某些媒体确实是从个别问题出发片面地进行了报道，其观点缺乏科学性，也不够人性化。

　　此外，吴万虹还就战争的“被害者”和“加害者”谈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在大江的《广岛札记》、《冲绳札记》等文中较多地反映了日本人作为“被害者”的一面，似乎忽略了日本人同时又是加害者的一面。对此，大江做了充分的解释。他认为，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人们，是名副其实的“受害者”。日本军队在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同时在日本国内也逼迫冲绳岛民自杀的事实也证明了日本军队就是“加害者”。由于战争，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日本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对每一个渴望和平以及对过去的罪责进行了深刻反省的日本国民来说,他们就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现在，在日本，确实存在“扩大了日本人作为受害者”的现象。“与遗留在中国的孤儿相比，广岛、长崎虽然是小城市，但那里发生的许多问题很容易被日本媒体所关注。”吴万虹认为，日本媒体没有考虑到中国残留孤儿抚养问题，也忽视了中国是“受害者”与侵华战争的关系问题，最终，日本将无法真正面对和接受的还是日本的战争认识问题。大江对此表示赞同。

　　（二）关于日本人的战争观和民主主义

　　关于战争观，日本国内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日本研究所学者韩铁英认为，中曾根康弘等人虽然承认了中日战争是侵略战争，但是否认了与美国的战争即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这种观点在日本似乎很有市场。大江认为，中曾根的观点也只是在特殊场合得到了一些日本国民的支持，他本人则反对中曾根等人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观点。大江认为，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与美国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进行的战争，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取那些国家的民族独立。

　　关于民主主义，日本研究所学者张伯玉认为，日本战前的民主主义与战后民主主义应该有连续性。她认为，日本的民主主义开始于明治维新，对于现在日本的民主主义来说，战前的民主主义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而大江则更重视美国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关系。他认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的到来，与美国的作用分不开。如果没有战后的民主主义，就没有现在的日本。

　　（三）关于核问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美俄两大核武库的存在，对人类和平仍是巨大威胁。大江先生对核武器问题极为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他的作品一直把核问题和人类和平作为创作的主题。1994年法国进行核试验时，他还以发表抗议书的方式进行了批判。针对日本研究所学者胡澎提出的关于国民对核试验的感受差异问题，大江表示，不管是对哪个国家，他都反对核的扩大使用，反对核试验和核武器，并认为 “如果只是因为拥有核武器就觉得自豪的话，那么这种想法就太过于简单了”。

　　（四）关于东亚和解问题

　　外国文学研究所学者孙歌与大江先生就东亚和解问题互相交流了彼此的看法。孙歌认为，东亚的和解正在政府和民间摸索和进行着。但事实上，效果却截然相反。和解也已脱离了其真正的含义。现在有一些人企图抛弃历史因素来实现和解。大江先生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来理解和解。即只有从更深的地方挖掘历史，才能真正实现和解。但是，往往挖掘越深，和解也许就变得越不可能实现。

　　关于文学家在大众文化流行的今天的存在意义，大江列举了萨义德的例子加以说明。萨义德与本国政治家一起，为 1993 年巴以缔结和平协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萨义德不认为这是实现了真正的和解，但是他认为，通过人们的努力，巴勒斯坦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大江说：“从绝望中看到希望，这是鲁迅的想法。萨义德的想法也完全与鲁迅相同。”孙歌也认为，鲁迅在《故乡》中写到了希望,而大江先生所努力在做的正是在绝望之中找到希望。

　　最后，在与会学者热烈的掌声中，李薇所长代表日本研究所与大江先生互相赠送了礼物。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半小时。面对学者们热情的提问，大江先生用他那夹带着方言的浑厚的口音，耐心细致、有条不紊地做了解答。他的回答，如此谦虚却又如此有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位可爱、慈祥、睿智、可敬的七旬老人。与会学者深为他的执著的精神和个人魅力所感动。这是大江先生的第六次中国之行，我们由衷地期待他的下次到来。（责任编辑：韦 佳）原文刊载于《日本学刊》2009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