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高洪、崔世广、唐永亮一行赴日参加“忍者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年9月4—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教授任团长的中国学者代表团一行赴日本三重县伊贺市参加“从‘忍者’看日本与中国——交流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伊贺是日本历史上忍者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此次由三重大学伊贺合作中心与三重大学人文学部共同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日本三重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等教育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日本各地市民约150人参与其中。此次会议既占地利之便,又极合时宜。在中日关系磕磕绊绊的今日,以忍者文化为切入点,着眼于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未来,对于深化忍者文化研究和改善中日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首先由三重大学校长内田淳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洪教授分别作了精彩的致辞。而后,与会中日学者围绕着忍者的原型与变容、忍者认识的形成与现代文化、忍者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卓有成果的探讨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崔世广教授在题为《由‘忍者’看中日文化交流》的主题演讲中指出,忍者虽然是日本独具特色的社会存在,但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很大影响。不仅忍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孙子兵法》等兵法书,在忍者文化中也可以看到道教文化等要素的存在,就是在江户时代忍者形象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传入的小说的深刻影响。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角经历了从贵族知识分子到禅宗僧侣,再从禅宗僧侣到庶民这样的变化,而正是在江户时代庶民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忍者形象,奠定了如今动漫世界中“忍者”风靡世界的基础。而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风土中的日本忍者文化,也具有与中国古代间谍所不同的独特特征,即文武两道并举,特别重视精神层面和忍术层面的修行;不是单兵作战,而是以职业战斗集团——忍者组织的形式出现;重视恪守自身的伦理性和戒律。
三重大学人文学部的片仓望教授在《〈孙子〉与〈万川集海〉之比较》的报告中指出,1676年伊贺国乡士藤林保武编撰的《万川集海》是流传在伊贺和甲贺的忍术秘籍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理论上明显受到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的影响。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万川集海》在以《孙子兵法》为依据的同时,也取得了不少突破和发展。第一,《万川集海》中所提到的忍者的种类,突破了《孙子兵法》之“五间”(“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的限定,提出了“隐忍”这一概念。“隐忍”是经过高度职业训练的“特殊部队”,这是《孙子兵法》中完全没有提到的种类。第二,《万川集海》在以《孙子兵法》为依据的同时,提出了与《孙子兵法》不同的新的战争观和伦理观。第三,相比《孙子兵法》中注重君主的伦理道德性,《万川集海》中更注重忍者集团中每个人的伦理道德性的修炼。
甲贺派忍者宗师川上仁一在《中国的间谍与日本的忍者》报告中指出,“间谍”是侦查对方情况,从事秘密活动(谍报、谋略、扰乱等)以使局势有利于我方的人。古往今来,东西方都曾使用过“间谍”。在中国兵书和史书中,“间谍”一词与其说是指一批具有特殊技术的专家,毋宁说是由一批普通人来担当的。在日本古代,“忍者”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和知识,在长期战乱中提高技术,于江户时期实战技术得以日臻成熟的一种职业。中国古代兵法书中提到的“间谍”是为国家统治者的军事目的而服务的。而日本的“忍者”,特别是伊贺和甲贺的忍者,是在长期的地方争斗中,为村或家族的自立、生存而战斗的。他们吸收了宗教、占卜、巫术、武术和兵法等知识,修炼综合生存技能,也间或从事“间谍”活动。总之,“忍者”是一种在日本产生的,基于独特日本文化之上而出现的社会存在。
此外,与会学者围绕着忍者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也做了热烈讨论。三重大学人文学部吉丸雄哉在《近代日本忍者形象的形成》的报告中对日本近代以来通过小说、电影、漫画等忍者主题作品的传播而逐渐形成的忍者形象做了深入讨论和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关立丹教授对忍法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做了深入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秦刚副教授以电影为中心,以功夫电影为案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忍者文化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唐永亮副教授则以忍者动画为切入点,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忍者动画产品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及其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
此次会议是日本国内首次召开的以忍者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伊势新闻》和NHK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纷纷予以报道,评价很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教授一行还分别会见了三重大学校长内田淳正、三重县知事铃木英敬、伊贺市市长冈本荣等知名人士,在会谈中双方围绕着忍者文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影响,当前的中日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在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等问题而处于冷淡期的情况下,这样的民间草根层面的交流活动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