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委员、杨伯江所长一行访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并作讲座
2019年5月2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高洪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秘书林肖等一行访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杨栋梁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宋志勇教授等接待来访,双方围绕学会与南开深度合作等事宜进行了交流探讨。
高洪委员首先代表中华日本学会向南开日本研究院致谢,感谢南开长期以来对学会工作以及社科院日本所的支持与合作,感谢南开为全国日本研究培养了大量人才。他说,南开日本研究不仅有着悠久卓越的历史,更以扎实、深厚的学术积淀闻名海内外。从新中国日本研究奠基人、中国日本史学会首任会长吴廷璆先生响应周恩来总理指示而组建日本史研究室开始,南开就为中国日本研究树立了一面旗帜。在著名日本史专家俞辛焞教授组织成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之后,南开日研的国内外影响力更是迅速扩大。如今的南开日研,不仅把研究领域从传统世界史学科扩展至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等学科,形成了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体制,还早就被教育部确定为日本教育专家组组长单位,也是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术发展与智库建设并行并立,成为全国日本研究的重镇和领跑者。杨栋梁主任代表南开日研向中华日本学会致答谢辞,他表示,南开日研之所以发展顺利正是因为得益于各方大力支持,特别是学会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指导。
接下来,双方着重就2019年中华日本学会在南开举办年会事宜进行了协商。在敲定会议主题、日程、举办方式等重要事宜之后,杨伯江所长特别指出,能够在南开这样拥有浓厚学术氛围的高等学府举办年会非常高兴,相信本届年会一定能够办成一次学术盛宴,这里也将成为全国日本研究创新改革的新起点。刘岳兵院长也郑重表示,一定发扬好南开精神,为本届年会做出南开日研应有的贡献。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历史研究部、经济研究部和政治研究部的负责老师也参加了此次活动。(通讯员 王蕊)
高洪委员做客南开日本研究讲座
2019年5月2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高洪研究员访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并作“论日本年号‘令和’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专题讲座。刘岳兵院长主持本次讲座,刘轩、乔林生、尹晓亮、程蕴等教师及日本研究院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在讲座中,高洪委员以近期日本更新年号、新天皇登基等为时代背景,深入解析了“令和”年号制定过程的来龙去脉。讲座首先回顾了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在年号制定方面的历史脉络,他指出,早在1950年,日本参议院文部委员会曾就年号废止事宜召开专题会议,该会议提交草案建议,自1951年起日本废止“昭和”年号而改用公历。但是,在战后初期风云激荡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国会为了优先确保其它法案通过,暂时搁置该草案。加之,日本社会上仍然因循旧习,继续以年号纪年方式运行,于是,推动年号废止法制定的政治活动逐渐消失。20世纪70年代,伴随裕仁天皇垂暮以及“作为社会共识的元号”面临约定俗成的“一世一元”潜规则,日本曾再度出现“年号危机”。于是,保守政党及社会保守势力意识到缺少法律依据年号很可能会随天皇驾崩而消亡。于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年号法制化”政治运动,以避免因年号制度消亡而动摇天皇制本身。最终,在1979年6月日本推出关于年号规定的第43号法律。
高洪委员指出,对于日本政府公布的新年号“令和”,社会各界反映不一。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回顾了过去三十年,承认平成确实是个动荡的年代,并强调自民党将为了令和时代更加和平明亮而与国民一起向国政运营迈进。日本共产党则对于新天皇继位表示祝贺,希望新天皇尊重并拥护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总编辑藤田健指出:即使元号成为“令和”,安倍自公政权的恶政也不会一笔勾销。作为日本主要媒体之一的《朝日新闻》也披露,安倍曾在年号制定过程中几度流露自己的政治引导,倾向于“令和”,并引发争议。同时就年号是否要继续存在下去一事,《朝日新闻》统计表明,有40%的受访者回答愿意适应新年号,但50%的受访者希望使用公历。而且,37%的民众认为新天皇继位和改元能促使日本社会氛围发生变化,57%的民众对此持否定态度。
对于日本新年号首次未出自于中国古籍一事,高洪委员先后引用了石立善研究员与福永光司等国内外学者的相关分析,指出“令和”二字虽出自于《万叶集》,并非是其中的和歌而是出自《万叶集》中以汉文撰写之序。而其典据,在早于《万叶集》的中国更早的东汉张衡《归田赋》等相关著作中亦有所见。 报告结束后,高洪委员与大家进行了互动交流(王立诚)。
杨伯江所长做客南开日本研究讲座
2019年5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兼职研究员杨伯江研究员访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并作“大变局之下日本与中日关系”专题讲座。刘岳兵院长主持本次讲座,张玉来、刘轩、乔林生、尹晓亮、程蕴等教师及日本研究院硕博士研究生参加本次活动。
在讲座中,杨伯江所长以当前中日关系再次转圜为切入点,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及其走向。讲座首先回顾了这一轮中日关系的转圜过程。以2010年钓鱼岛非法抓扣事件为起点,中日关系出现裂隙,到2012年日方单方面国有化钓鱼岛,2013年安倍就历史问题发表所谓“侵略未定”论,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则将中日关系推至最低点。在2014年中国主办的APEC会议上,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共识,并以中日领导人的见面为节点,中日关系初现回暖之开端。此后中日双方相向而行,去年实现了总理互访,并取得若干重要成果。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的回暖,杨伯江所长认为:“特朗普冲击”只是外部因素,其首要动因还是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持久性的双方多元相互需求,且这轮中日关系的动态与1972—1978年间的中日关系存有相似性。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杨伯江所长做了深入阐释并分析了其冲击性。对于大变局之“变”,从如下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即“权力转移方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发达国家之间;权力转移方式手段不一定非要经过战争;在变化背后隐含的理念、价值观等内容也在进化”等。而面对这种百年大变局,对日本的认知造成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特朗普冲击”所带来的经贸、自贸体制变化;在朝美领导人会晤后,围绕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安全问题上,日美之间产生了分歧,日美防卫体制与安全政策受到挑战;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全面崛起对于日本造成重大冲击;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对中美产业链、价值链高度依赖的日本产生严重影响。针对这种大变局,日本采取了一些列应对措施:在二战后“战略”一词一度在日本成为忌语,日本当下战略意识复活,地缘政治要素回升;日本采取战略自主倾向,与区域内国家发展关系;实施国际协调路线。在处理对美对华关系上,日本存在政治经济的二元结构;日本一方面谋求自主、同盟、多变的政治安全战略,并力求掌控国际话语权和合作规则制定权。中国对于大变局的认知与应对上,杨伯江所长回顾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格局的认知判断,分析了从毛泽东时期的“三个世界”论到邓小平时代的“多极化”论、再到今日的“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认知演进过程,重点阐述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建设“命运共同体”之当代中国外交战略。
在讲座最后,杨伯江所长强调,中日关系的两面性长期存在,应着力培养其积极方面,未来中日之间的长期博弈将不断深化和细化。对于这一轮中日关系不能简单以“恢复”定义,应对于日本在中国长远发展战略上作精准战略定位。杨伯江所长为日本研究院奉献了一场精彩报告,其高屋建瓴的战略视野,使全院师生受益匪浅(王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