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调研组赴海南与广东两地调研
2019年8月29日~9月2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带领调研组成员张勇、何晓松、庞中鹏、张晓磊与陈祥一行共6人,赴海南省海口市与广东省广州市两地有关研究机构与大学进行走访与调研,亲身感受了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区积极向上的氛围、实地见证了琼粤两省在“一带一路”大潮背景下快速发展的火热气息。
在海南省海口市有关研究机构进行调研
8月30日上午,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等一行6人应邀赴海口市中国南海研究院走访与调研。在中国南海研究院,杨伯江所长带领调研小组与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等人进行了学术座谈,并参观了中国南海研究院图书馆与南海档案及历史文献库。
在与吴士存等人座谈时,杨伯江所长指出,近年来,日本在南海的动向值得关注与研究,日本逐渐加大了与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的联系与交往,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也时常停靠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港口并与这些国家举行联合军演等。
对此,吴士存指出:表面上看近期南海比较平静,但实际上暗流涌动、各方博弈激烈;比如,近期中美在南海博弈愈演愈烈,美国谋求西太平洋海上霸权野心日益凸显,对我国海上威慑力量明显增强;越南借助美国力量来平衡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吴士存着重指出,未来美国会不会进入越南金兰湾?如果美国军事势力进入金兰湾,我国南海岛礁建设将何去何从?
吴士存就正在推进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指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具有多重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增进互信的有效渠道,也是有关国家管控南海潜在危机的实际措施,同时还是中国和东盟国家推动海上合作的线路图。但是,吴士存又指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步入了变幻莫测的“深水区”。去年中国与东盟十国虽就单一磋商文本达成一致,但随着正式文本磋商拉开序幕,有关各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在开始显现;海上合作和共同开发推进困难,海上合作和共同开发或阻力重重或停滞不前,有关各方专注于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争端国之间围绕海域管辖主张与资源开发的矛盾;海牙国际法院仲裁裁决的负面影响仍旧留存;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虽有意淡化仲裁裁决,但菲国内反对势力一直施压现政府,要求其以裁决为基础处理中菲南海争议。
吴士存最后又说,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形势和南海周边国家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2019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美国发布《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印太战略”的目标指向和推进路径;美国将“中国正在利用军事手段控制南海”作为这一战略设计的重要考量,而南海问题也必将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美国“印太战略”将“盟友和伙伴国网络”置于核心地位,并强调将增加对这一战略的资源投入,其本质特征就是“拉帮结派”、以中国为假想敌,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新的军事集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太战略”将可能迫使南海周边国家在中美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较量中做出“选边站队”的无奈抉择;因此,“印太战略”将对中国和东盟国家构建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使南海地区再次成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主战场之一。
8月30日下午,日本研究所调研组又来到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受到中改院方面的热烈欢迎,中改院院长迟福林介绍了中改院发展历程与智库建设情况,迟福林还就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情况向日本研究所调研组做了说明。
迟福林指出,在2019年6月底举行的G20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要“加快探索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在重要国际场合提出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一次是在2018年11月5日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第二次是在2019年4月26日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不仅是我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而且是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正式承诺,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中一再提出要“加快”,对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出了更高要求。
迟福林认为,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我国主动开放、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成为国际社会关注我国主动扩大开放的焦点之一;目前,国内外对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提出各种疑虑,能不能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给各方以信心,不仅事关海南的发展全局,而且关乎我国扩大开放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大局看海南、跳出海南谈海南。
迟福林指出,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要做好“泛南海”这篇大文章;海南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区位和地理优势;为什么要“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要充分利用海南独有的区位和地理优势,做好“泛南海经济合作圈”这篇大文章;中央提出把海南打造成为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上迈出更加坚实步伐的目标要求,而要实现这个重大战略目标,就要以海南为先导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圈”,推动泛南海23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由此带动泛南海的自由贸易进程;当前要首先加快形成“泛南海旅游合作圈”,一艘邮轮就可以带去一个大市场,一艘大型旅游船可以把环保技术、通信技术等都带去,由此推动海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如果在泛南海区域有十几艘几十万吨的大型邮轮航行,那么泛南海的形势将会发生重要变化。
迟福林还指出,在医疗健康领域海南要与日美欧等发达国家进行深度合作,在确保海南博鳌乐城成为干细胞等国际医疗技术研发试验区的前提下,尽快将相关政策向全海南推开;建设“医疗健康岛”,需要大开放;尽快在海南引入日美欧的医药标准,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进程,更是造福百姓的大好事;这样,不仅能以医疗政策的全面开放带动海南省的开放进程,而且能使更多国人从中受益。
8月30日下午,日本研究所调研组一行还赴海南省商务厅进行了走访。海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的梁咪娜女士给日本研究所调研组全体成员详细讲解了海南省2018年外贸进出口情况。
梁咪娜指出:2018年海南外贸进出口总值849亿元,较2017年增长20.8%,比同期全国外贸增速快11.1个百分点;2018年,与海南省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及地区有161个,东盟、美国、欧盟为海南省前3大贸易伙伴;近年来,海南省不断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产能合作,东盟逐渐成为海南省传统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如油品、造纸、化工企业从东盟国家进口原料进行加工后出口成品,海马汽车根据新的国际认证标准对产品进行改造升级,成功开拓菲律宾市场。梁咪娜指出,海南省出口东盟的货物的结构性特点主要为:成品油出口占比突出,聚酯切片表现亮眼逐步成为新兴出口商品,原油、成品纸、农产品等传统商品紧随其后,其中,成品油为海南省出口东盟的头号商品,2018年海南对东盟出口成品油72.8亿元,占同期海南对东盟出口总值的69.9%;出口原油9.2亿元;出口农产品3.5亿元;出口成品纸2.9亿元,出口聚酯切片9.4亿元,增长1.2倍。梁咪娜还指出,海南省还积极开拓新兴市场,2018年海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319.1亿元,增长0.6%,占同期海南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7.6%,其中对印度、埃及和土耳其进出口分别增长51.7%、1.9倍和2倍。
梁咪娜最后指出,2018年,海南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红心火龙果、无核荔枝、无籽蜜柚、雪茄烟叶实现首次出口,海南新鲜热带特色水果实现出口欧美市场的历史性突破;海南紧紧围绕着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心工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大海南自贸港建设有关政策研究力度,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力推动海南自贸区建设。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9月1日上午,日本研究所调研组一行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亚非语言文化学院(筹)进行调研与学术交流。
广外科研处处长陈平、广外日语语言文化学院党委书记周秀娇、副院长杨晓辉、副院长胡瑞及学院部分青年教师与会交流。
周秀娇代表该学院致欢迎辞,并对该学院的发展历程与人才培养情况做了整体介绍,同时就学科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陈平处长对广外的基本概况作了介绍,介绍了广外近些年在以外语为主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视野,逐步扩展到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等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扩展。杨晓辉则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该学院在东亚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胡瑞则从该学院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为适应国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要,在依托该学院多语种优势的基础上,密切结合相关领域专家为国别区域研究提供建设性思路。
杨伯江所长介绍了近年来日本研究所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之后,杨伯江所长从全球形势与中国自身发展的两个层面解读了日本研究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强调在夯实基础研究的同时,突出日本问题在应用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杨伯江所长还提出通过《日本学刊》选题座谈会等形式扩大和加强与该学院的交流合作。
在学术交流当中,日本研究所调研组成员与该学院各位老师就外语专业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定位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勇建议从文化与语言中透视、及从借鉴的角度以及合作的方式积极拓展新渠道;何晓松认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与思维方式上的深入理解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庞中鹏提出,需要从语言学研究深化与升华,从文化、民族、宗教与心理学等视角多维度地考察国别问题;张晓磊则提倡在取长补短的过程中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问题为导向进而研究具体国别问题;陈祥从学科融合的战略角度出发,强调切入点的转换为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提供重要思路。
最后,杨伯江所长将日本研究所核心刊物《日本学刊》以及新出的《日本文论》赠与了该学院。通过本次学术交流,日本研究所与广外日语语言文化学院就今后进一步加强双方学术交流达成了基本共识。
9月2日上午,日本研究所调研组一行又赴广外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该学院院长周方银主持了双方的学术交流会议,该学院党总支书记孙远雷出席了双方的学术交流会议。
会议伊始,首先由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为广外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做了题为《国际大变局背景下的中日关系》的精彩讲座。
杨伯江所长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与解读,他在讲座中指出,“变局”主要有四点体现:一是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国际格局的情况发生变化,全球权力转移不再局限于西方国家之间;二是国际体系的转变将以和平方式进行;三是决定国际格局成型效果的因素趋向于多样化;四是在“变化”背后隐含的理念、价值观等内容也在发生变化。杨伯江认为亚太局势日趋复杂、中日博弈走向深化,学界对于中日关系的判断不能仅仅使用“恶化”或者“友好合作”这些简单宏观的标签词汇来单纯衡量,而应该用更细致、客观与科学的标准去定位。
杨伯江所长特别以1992年与2010年两个重要时间维度分析梳理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深刻剖析了中日两国关系近年来波折起伏的深刻原因,指出在“中国正在日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大背景下,中日两国如何进一步发展关系,中日关系如何才能行稳致远。
杨伯江所长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但对不同国家来说,这种影响又表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性,对日本而言,这场变局造成的国际环境变动的烈度不啻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冲击”;与冷战终结相比,挑战要大于机遇,影响也更长远、深刻。日本的对外战略政策据此开始做出调整,而这一调整也必然体现于对华政策、影响到中日关系。
杨伯江所长指出,国际大变局对日本的“冲击”包括:一是来自美国对外政策的直接冲击,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对外政策,导致美日在经贸、防务、国际秩序构建等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上升,加上美国频频退出多边体制,日本赖以生存、维持繁荣的国际制度保障面临风险,而且,特朗普政府不明确承诺条约义务,同时单方面提升日方成本,使日本对同盟的政治信任产生动摇。二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也使日本遭受商业利益的损失,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材料和设备遍及全球,因此极容易受到贸易下滑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如果扩散到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将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三是朝核变局、东北亚局势的缓和,日本现实安全压力陡然增大,在朝韩关系改善的背景下,如果美国真的缩编或撤离驻韩美军,日本“将失去韩国这个缓冲区,直接面对属于前社会主义阵营、缺少共同价值观的中国和俄罗斯”;安倍内阁借朝鲜威胁推动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前提不复存在,这将对日本的战略心理造成重创,与当年的“尼克松冲击”颇为相似。
杨伯江所长在讲座的最后总结指出,日本受到国际变局带来的冲击,这对其对华政策意味着什么?首先它会部分地转化为安倍内阁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力,这一点已经被2017年以来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好转所证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潜力巨大。但是,日本对华政策的调适方向又绝不会是“纯合作”那么简单。中国崛起本身即构成“日本危机”的重要源头,但发展对华合作又是日本克服危机的必由之路——基于如此自我矛盾的对华战略定位,今后日本在中国面前将不断展示内含各种复杂政策组合的“超级工具箱”。在国际战略层面,日本将继续投棋布子、造势做局,调动可以调动的资源平衡中国;在双边层面,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基调的对华政策;甚至在合作领域、合作项目中,也会融入竞争、牵制、对冲元素。
讲座结束后,日本研究所调研组成员张勇、何晓松、庞中鹏、张晓磊与陈祥分别各自回答了广外国际关系学院师生提出的问题。
广外国际关系学院的学术交流非常成功,通过交流,极大地拉近了日本研究所与广外国际关系学院的距离,扩展了日本研究所在广外的学术影响力。
(撰稿人 庞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