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危机对中日经济的影响”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王洛林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减少,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而且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将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经济关系造成一系列影响,其中既存在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会出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对此应该有所认识和区别对待。他指出,经济的全球化使得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也使世界各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特别是中日两国,其实体经济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两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共同应对危机的政策层面上找到共同语言,双方应该加强沟通与交流以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他希望此次研讨会在研究讨论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前景的同时,进一步对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中日两国的政策取向进行探索。李薇表示此次金融危机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也激起了人们对日本泡沫经济的重新认识和研究;她希望此次研讨会能够成为中日双方的专家学者对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平台。高桥亘则认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各国政府忙于缓解危机,对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此次,中日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围绕金融危机对两国经济的影响进行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商务部亚洲司司长吕克俭、日本银行国际局局长沼波正、复旦大学教授樊勇明、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江瑞平、辽宁大学副校长徐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李玉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部长赵晋平、四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永野护、日本独协大学教授齐藤美彦、日本贸易促进会北京中心所长佐佐木伸彦、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柴田聪等中日双方各界代表70余人参加了此次国际研讨会。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中,余永定、高桥亘、吕克俭、沼波正分别做了主题发言,引起了其他与会代表的积极评价和热烈讨论,从政策性和学术性等层面对金融危机对中日经济的影响进行了高水平的探讨。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余永定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为题,对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从2003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非常好,直到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一直高于其潜在经济增长力,中国经济发展过热。但是,这种形势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发生了急剧变化:工业总产值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股市下跌70%,房价大幅下跌,东南沿海地区加工企业大量破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他以钢铁行业为例,指出之所以会发生如此逆转的原因就是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并存,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并存就在于旺盛的外需;一旦外需因金融危机而消失,经济就从过热迅速转化为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在很短时间消失。
他认为,2009年中国政府将采取扩张性很强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因为中国必须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解决规模巨大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将主要用于刺激内需,包括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投资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养老等社会保障措施,发展技术研发和生态环保事业等。同时他还强调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保证;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要有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
在谈到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时,他认为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大陆外汇储备的收益与安全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中国不应该消极等待,而应该联合日本等其他美国的债权国对美国施加强压,使其找到保证外国投资者所持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的安全措施。同时,中国还应该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分散外汇储备,但最根本的还是尽早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中国既要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又要减少贸易顺差的唯一途径就是刺激内需、用内需代替外需。
二、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针对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高桥亘发表了题为《日本经济的现状与政策应对》的主题报告。其中主要提到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日本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经济出现衰退,而且这种负面影响还在不断扩大。主要表现为日本此次的经济扩张对出口的依存度较高,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不断攀升、国內需求明显减少、对外出口大幅降低,特别是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以后,日本政府也开始在金融领域加强管制,日本经济衰退趋势逐渐显现,其速度超出预料。第二,此次日本经济衰退既不同于与美国的经济衰退,也不同于日本90年代的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衰退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和消费部门的衰退导致企业部门的衰退;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表现为金融危机和企业部门的衰退导致消费部门的衰退;而此次日本的金融危机表现为企业部门的衰退导致消费部门的衰退。第三,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主要包括:(1)金融政策。即下调政策利率,实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化的政策,采取促进企业金融活动顺利进行的政策。在这中间,日本银行的央行功能得到了发挥,包括提供流动性和促进企业金融运营等。(2)财政政策。即尽快地、大规模地、持久地、多样化地、连续不断地、协调地、可持续地实施财政政策。
对此,江瑞平更加深入地分析了日本的经济衰退,认为日本经济从2007年11月开始就进入了周期性衰退,而且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而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他认为,从2002年到2007年,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期,此次扩张以以内需主导开始,逐步发展为外需影响;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外需经济收缩引起企业生产收缩、最终发展成为内需外需共同收缩并导致经济衰退。此外,他还指出由于经济的相似性、联动性,中日两国经济济面临着共同的风险和机遇。在面临金融危机时,双方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减轻冲击;但是单方面采取措施的效益不高,甚至还会出现负面抵消作用,存在一定的风险。中日经济必须加强合作,携手应对危机,特别是同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外汇储备大国,两国有必要从金融、财政、货币等领域携手应对危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三、金融危机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
在题为《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日经贸关系》的报告中,吕克俭阐述了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冲击和机遇,深入分析了中日经贸合作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挑战,并切实提出了中日两国携手应对金融危机的共同对策。
(一)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
他认为,受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衰退的影响,加上中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保持农业稳定发展难度加大,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中国还将将继续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此同时,虽然日本经济从2007年11月开始进入收缩期,经济外部环境严峻、内需持续低迷、主要产业严重受挫,被认为可能滑向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局面。但是,日本经济本身依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可遵循的经验教训,随着政府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的逐渐释放,日本经济有望走出谷底。
(二)中日经贸合作面临新课题和新挑战
他指出:2008年,中日经贸合作已经形成全方位、深层次、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局面。展望2009年,中日的贸易、投资、人员合作等各个领域将受到实体经济恶化所带来的影响,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可能给中日经贸合作现有模式带来深刻变革。
1.中日贸易变数增多
自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特别是最后两个月,中国对日出口增长大幅放缓,自日进口也连续下降。但是中国依然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继续保持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来源国的地位。而且,由于日本对美国出口持续下滑,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2.日本对华投资继续深度盘整
2008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同比仅增加了1.7%;但是从整体来看,日本依然是中国利用外资的第二大来源。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日本一些企业将推迟或冻结对华投资项目,但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和要素优势并未改变,日本企业将继续加强研发机构等在华投资,日本对华投资经历盘整后将逐步回稳。
3.中国企业对日“走出去”有望加速发展
主要表现在日本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为中国企业提供投资机遇;中国将加快在日本设立研发中心;中国将创新对日投资形式。
(三)中日携手应对金融危机的共同对策
中日两国分别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地区和世界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面临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中日双方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力合作,加强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变压力为动力,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为此,吕克俭提出了以下务实对策:有效运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就应对危机加强沟通和协调;应共同努力扩大内需,相互借助市场资源,提振市场信心;共同防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和环境;携手推进和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探讨建立中日食品安全长效机制;加强服务贸易合作,培育对外贸易新增长点;鼓励双向投资,推动中小企业合作;合作开发第三国市场;加强地区和多边经济领域合作。
佐佐木伸彦对中日两国的投资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和2005年相比,2008年的日本对华投资几乎减少了一半。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华日资企业以出口加工型为主,受金融危机影响延缓了投资项目,而且零售、金融等领域的投资依然不足。但是调查显示,尽管与以前相比,期待值有所减少,但中国依然是日本企业最期待的投资市场,不过已经受到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尤其是印度奋起直追的威胁。与此同时,日本非常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日本的许多地区,通过举办讲座等形式吸引中国投资。中日间发展相互投资的合作关系将不断得到强化。
四、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围绕着金融危机对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启示这一议题,沼波正认为中日两国政府当局都应该采取正确的措施以避免未来发生相似危机。其报告《围绕金融危机,什么是正确的教训》中,沼波正在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述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一,关于中央银行应该采取怎样的金融政策应对泡沫问题。沼波正分别介绍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RB)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不同观点,认为不管是前者所提倡的“事后监管”还是后者所支持的“事前规避”都是不完全的,不管是在泡沫生成前还是泡沫破灭后,金融政策都应该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美国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罪于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观点是不对的。
第二,关于监管机制和金融创新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次贷和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关注的是“规制”的有效性。各种金融机构业务趋同,但其监管机制还存在差异,容易滋生漏洞。
第三,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金融机构所受到的金融危机冲击比较轻微,其主要原因是这些金融机构对次贷相关证券化商品的投资较少。在这种情形下,当风靡一时的美国投资模式破产的时候,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亚洲金融机构可能提供新的商业模式,比如亚洲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之间建立的货币互换机制。
第四,关于汇率和金融政策的关系。沼波正回顾了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泡沫,认为日本高速增长期形成的维持日元低汇率的政策意图使其一直抵制甚至是强行干预日元升值,结果导致了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短期急剧升值,助长了日本经济泡沫的膨胀,这是日本最大的失败。据此,他提出中国不应该压制人民币的升值,这种非常措施可能会埋下未来突然爆发危机的隐患。
赵晋平则认为中日两国相互学习和借鉴,面对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下滑时采取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日本政府出资1万亿日元收购问题金融机构,而且连续三次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将关注点集中于保障民生,积累了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具有参考价值。而危机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衰退,助长危机蔓延。中日两国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应该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维持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中日两国还应该加强合作,推动引发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