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日本盘点 外交迎来新机遇
2009年是日本政坛巨变的一年,也是日本政治和外交受到更多关注的一年。
政坛巨变 朝野政党易位
日本第45届众议院大选于2009年8月30日投票、开票,正如媒体事先预测的那样,民主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新的执政党,自民党遭到历史性惨败沦为在野党。日本在战后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更迭。有日本学者指出,其历史意义甚至可与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相比。日本国民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创造了历史。
日本众议院议席总定数为480席。其中选举区即一个选区只能选出一名国会代表的选区,议席定数为300席,比例区即一个选区可以选出复数国会代表的选区,议席定数为180席。在选举中,选举区和比例区分别进行,互不干扰。选民在选举中要投出两票,一票投给选举区的各政党或无党派的候选人,另一票投给比例区提出候选人名簿的政党。
在此次大选中,民主党赢得的308个议席。其中选举区为221席,比例区为87席。民主党所获议席远远超过绝对稳定多数。自1955年成立以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除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外)议席数急剧减少,由选举公示前的300席降为119席,其中选举区为64席,比例区为55席。自民党黯然下台。自1999年10月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公明党在此次大选中“颜面”尽失:党代表太田昭宏、干事长北侧一雄痛失议席,议席数由选举公示前的31席减为21席,均为比例区议席,选举区一无所获。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则维持了原有议席数。
自民党下台根源何在?
自1955年成立以来一直稳居第一大党宝座、实力雄厚的自民党,究竟为何在此次大选中惨败?
首先,从深层原因来看,自民党未能根据冷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发展理念和经济政策。
战后日本的内政外交充分反映了国际形势的特点。保守政党自民党与革新政党社会党对立的1955年体制(1955年至1993年)充分反映了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两极对立的国际冷战结构。冷战期间,自民党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美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将自己的安全保障交给美国。美国则把日本当作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的桥头堡,一直支持坚持并不断强化日美同盟的自民党政权。对内,自民党政权则专心发展经济,通过《经济自立五年计划》(鸠山一郎内阁),《新长期经济计划大纲》(岸信介内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内阁),《中期经济计划》、《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均为佐藤荣作内阁),《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田中角荣内阁)等既具延续性又不断根据现实需要加以修正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自民党政权与主导行政体系的官僚联合起来维持了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财富向落后地区分配的利益分配体系。在自民党的领导下,日本不仅富裕起来、完全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还成为一个贫富差距小,平等度高、社会紧张度低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自民党赢得了国民的广泛支持。
随着冷战体制解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自民党未能根据这些新变化,提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发展理念和治理对策,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过去十年,自民党政权为推动经济增长,采取了一系列放宽对企业限制的措施,强调自由竞争,推进公营事业民营化、自由化。但这些措施过分强调市场竞争原理,过于偏重企业利益。同时,自民党政权为解决财政危机,削减了社会保障经费,对民生重视不足。这些措施导致日本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引以为豪的“均等”社会渐行渐远,自民党政治似已“走到尽头”,国民渴望改变这种状况。
其次,从自民党自身的内在根源来看,自民党疏忽自身的组织建设,导致其组织体系相对封闭,不能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吸引优秀人才。
在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1955年体制期间,自民党内形成一种各派系领袖与自民党总裁分享权力的双重权力体制,自民党总裁在组阁或改组内阁时向各派系分配大臣以及党的干部职位等名额,各派系领袖则根据本派所属议员的“当选次数”来安排人事。加之,候选人能否在选举中当选更多地是依赖派系领袖和个人后援会而不是自民党这个党组织。随着议员对个人后援会的不断经营,个人后援会发展为实力议员的“家族财产”,成为可以继承的“组织”。其结果导致自民党老龄议员越来越多,年轻议员大部分是靠继承某一议员选区和后援会的方式当选的。没有血缘关系或其他渊源、希望在政界发展的优秀人才难以被吸纳到自民党组织中去。尤其是在1994年废除旧中选举区制、实行新选举制度后,自民党本应对这种相对封闭的组织体制,特别是选拔候选人的方式加以改革,以鼓励优秀人才进入本党组织,但自民党却没有这样做。就连当政期间叫嚣“打碎自民党”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退下来后,也将自己的选举地盘和后援会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正因为如此,自民党这种“世袭体制”成为此次大选中备受攻击的靶子。
最后,自民党惨败的直接原因要归咎于自民党总裁也是日本首相的麻生太郎对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时机的错误判断。
2008年9月麻生太郎就任首相后,日本舆论普遍认为麻生首相的最大使命是“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当看到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自民党败北可能性较高后,麻生首相即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为由推迟解散众议院。此后,麻生再次放弃了2008年12月解散众议院的计划。2009年3月3日,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的公设秘书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被捕后,麻生首相再次错失良机未做出决断。随着自民党内“倒麻派”势力的抬头,麻生首相难以有效行使作为首相最大杀手锏的“解散权”。在“倒麻”势力的压力下,麻生首相不得不在2009年7月13日提前宣布选举日程:7月21日解散众议院、8月18日公示、8月30日投开票。麻生执政期间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解散众议院的机会,却未抓住相对有利的时机,反而被迫提前公布解散众议院日期。
民主党缘何上台执政?
民主党自1996年9月成立、经1998年4月重组后,短短的十余年已由政界“第三极”势力发展到最大在野党,进而在2009年成为替代自民党的新执政党。民主党上台执政的原因何在?
首先,与历史悠久的自民党不同,民主党是在冷战后日本新的社会生态环境下成立并壮大起来的新兴政治势力,有着相对开放的组织体系,能够吸纳社会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尤其是能将自民党不能吸纳的优秀人才聚拢到自己旗下,经过多年努力,民主党内人才济济。既有以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菅直人、冈田克也等为代表的经验老到、各有所长的资深政治家,又有以前原诚司、野田佳彦、枝野幸男、玄叶光一郎等为代表的实力雄厚、备受瞩目的中坚力量,年轻议员中的“潜力股”更是不乏其人,长妻昭、马渊澄夫、细野豪志、福山哲郎等被称为“领导下一代的四大天王”。目前,民主党既有自民党无法比拟的人才储备,又具备健全的老中青人才梯队建设。这种人才储备和人才梯队建设使民主党具备了长期执政的可持续性。
其次,面对日本社会的现实状况,民主党抓住了国民渴望改变“走到尽头的自民党政治”的心理,适时转换政策取向、提出顺应民心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是民主党能够上台执政的根本原因。
2009年8月大选使民主党成为拥有308名众议院议员的执政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5年9月大选时,倡导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小泉纯一郎率领的自民党在大选中赢得众议院300多议席。仅仅4年间民意发生了180度的转换:从支持自民党转向支持民主党。之所以会有如此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民主党面对日本社会的现实状况,提出了顺应民意的有针对性的政策。虽然在确保财源方面存在不足,但民主党毕竟开出了使日本摆脱窘境的处方。
2005年日本经济处于长期景气复苏的过程中,重视市场竞争原理、以“小政府”为政策取向的改革论有广泛的支持者。2005年大选最大的争论焦点是小泉一贯主张的邮政民营化。邮政民营化将为日本经济和国民生活带来什么?主张民营化、自由化的自民党未做任何说明。大选后,自民党政府在削减医疗预算、减少最低生活保障额度等方面,即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了向“小政府”方向迈进的目标,导致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力度不足。2006年以后,日本舆论高度关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非正式就业等社会问题。加之,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普通民众对日本经济景气的担忧和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与强调市场自由竞争原理的政策相比,纠正市场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重视民生的政策无疑更能赢得民心、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
民主党在2005年大选失败后,对如何改革日本政策决定体系进行了认真研究。同时,对于夺取政权后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听取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党逐渐调整了经济政策取向:由主张“小政府”、经济结构改革、自由竞争向主张“大政府”、福利国家、平等这一方向转换。高举“生活第一”的民主党在2007年参议院通常选举中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在2009年大选中,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在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减税和补贴措施,如发放育儿补贴、农户收入补贴、废除汽油暂定税率、高速公路实行免费通行等。此外,民主党还承诺统一现行根据工作单位划分的各种制度,增加医疗护理人员的数量和收入。这也是日本国民在此次大选中支持民主党上台执政的根本原因。
日本外交迎来新机遇
戏剧性的政权更迭给日本外交带来了新机遇,然而民主党新政权所面临的现实世界并不那么简单,民主党政府要推行稳健而扎实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还需要一段“实习”时间。
在2009年7月28日发表的“政权公约”中民主党表明了基本外交主张:构筑主动的外交战略,建立密切、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提出修订日美地位协定,对美军重组和在日美军基地的应有状态也朝着重新评估的方向推动;确立亚太地区区域内合作体制,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目标;使北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的开发,不遗余力地解决绑架问题;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全球变暖对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坚决推动废除核武器,排除恐怖活动的威胁。
鸠山由纪夫就任首相后不久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先是与中国、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谈,之后又与澳大利亚、韩国和越南等国首脑交换意见。此外,鸠山首相还利用匹兹堡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机会,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首脑举行了会谈。日本新首相鸠山此举受到全世界关注。日本著名学者北冈伸一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鸠山政府把握住了“绝佳的外交机会”。这成为日本新政府展开外交工作的良好开端。
2009年10月26日,鸠山首相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时,全面阐述了新政府的外交政策。鸠山首相表示:“日本要成为东西方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成为受到国际尊重的国家”。
关于与美国的关系,鸠山首相表示将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与美国加强合作,深化“多层次”的日美同盟关系,并在这种信赖关系之中坦率地就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在日美军重组问题进行坦率地对话。同时,鸠山首相还解释了日美“对等”关系的涵义:“这里所说的对等,就是对于日美同盟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和具体的行动指针,日本一侧也积极地提出建议、双方共同努力而形成的关系”。
鸠山首相在演说中以相当长的篇幅谈到同韩国、中国以及东南亚近邻诸国的亚洲外交。“在相互尊重各自价值观的同时,积极地寻找彼此的共通点和能够合作的点,以构筑真正的信赖关系、推进合作”。鸠山首相还表示要加强亚洲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以增进相互理解。“日本将大幅增加接收和派遣留学生以培养精通各国语言、文化的专家,在日本、中国和韩国之间扩大大学学分互换制度,通过这些方式培育30年后支撑东亚和亚太地区合作的人才”。
从民主党上台前的政权公约和鸠山就任首相后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关于日本外交和日美同盟关系的关键词:“主动”、“对等”、“积极”。同时,还可以观察到民主党政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外交的重视。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日本逐渐认识到消极被动地跟在美国之后的外交政策已经不能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不能增强日本在世界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政权轮替的实现,为日本展开积极主动的外交、实现外交战略大转变提供了良好契机。然而,构筑积极主动的外交战略,建立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推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外交,从而在外交上开辟出一条“新道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破旧立新的过程,而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还需要时间,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