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侵华野心与美英对日绥靖政策
日本推行的“大陆政策”不仅是其东亚政策的核心,也是其对外发展战略的核心。“大陆政策”与“亚细亚主义”对峙与交织,前者表现为政府的“现实主义”,后者表现为民间的“理想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亚细亚主义的必然结果,而是大陆政策的自然延伸。二战前夕,美英对日绥靖政策害人害己。日本与美英殖民主义者既争夺又勾结的行为使世界蒙受灾难。
近代日本癫狂的扩张思想
日本图谋向大陆扩张的想法与行动早在近代以前便已存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先后两次入侵朝鲜,结果失败而归。1823年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策》,扬言要“征服满洲”,“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他还提出向中国大陆北方扩张的具体计划,成为日本“大陆政策”构想的鼻祖。佐藤信渊誓言,要“使全世界都成为皇国的郡县”,完成“刷新世界的大业”。他认为,应首先征服“当今万国之中土地最为辽阔、物产最为丰富、兵威最为强盛”的中国。“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国。…如果强大的支那尚且不敌我皇国,更何况其它夷狄乎。…支那划归我版图后,其它如西域、暹罗、印度等国则渐渐慕我之德、惧我之威、不得不叩首匍匐、跪地称臣,因此,我皇国统一世界万国并非难事”。他规划的扩张步骤是,先取黑龙江后夺吉林城,征服“满洲”后再图全中国。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佐藤信渊看似癫狂的领土扩张计划,一百年后竟变成现实。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从“华夷秩序”的顶峰跌落下来。1871年日本与大清签订《日清修好条约》,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签订的唯一的平等条约。据此,日本天皇终于和大清皇帝平起平坐。但是,刚刚迈入近代的日本并未仿照《日清修好条约》与周边的亚洲国家建立对等关系,而是选择了对外扩张成为列强一员的道路。
日本精心构筑包装的一系列侵略理论
近代日本人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按道德划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东洋,在按文明划线时日本又把自己划归西洋。日本自视为“东洋内部的小西洋”,视自己为亚洲文明的中心,并富有“促进清韩两国国内改革”的责任感。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在其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它从“兴亚”到“侵亚”的质变历程。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如何利用亚细亚主义理论,在排除欧美影响的同时扩张日本在亚洲的“权益”,并使自己侵略亚洲的行为正当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打着“解放亚洲”的旗号,兜售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与英美争夺亚洲利益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终极目标。
从字面看,“大东亚共荣圈”应是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共同繁荣之意,但从日本的所作所为看,它不过是日本精心构筑的“一国特殊利益圈”。在这个利益圈内,亚洲各国只有为日本的繁荣提供资源和方便条件的义务,而没有与其共同分享利益的权力。日本在圈内实行军政统治,开展“皇民化”运动。嘴上说支持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每到一处日本都大肆掠夺当地的资源,并将该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就是要亚洲各国绝对服从日本,贡献资源,保证日本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争霸的需要,否则便要受到膺惩和屠杀,可见共荣是假侵略是真。日本政府一边打着“解放亚洲”的旗号,一边把攫取亚洲的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极端的国家利己主义本身就与亚洲精神、亚洲价值观格格不入。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也许有人确实相信自己是为了解放亚洲而战,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场解放战争,而非侵略战争。”
美英对日绥靖政策的功利性考量
20世纪初,日本与英国分别签订了三次《日英同盟条约》,直到1921年《四国公约》签订,日本的外交战略都以“结盟”为特征。日英同盟为日本对付俄美两国以及向中国扩张创造了有利国际环境。但是,随着日本“南进”战略目标的推进以及独霸中国野心的暴露,美英与日本之间的冲突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向德国宣战之机侵占山东并攫取德国在中国的全部势力范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英国担心社会主义运动波及英国。当德国进攻苏联时,英国暗自高兴,认为纳粹帮了欧洲的忙。为使德国成为“防共屏障”,英国首相张伯伦大搞“绥靖主义”。英美对打着“反苏防共”旗号成立的“三国轴心”不仅没有防范而且百般纵容。由于英国的霸权地位日渐势衰,故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怀柔外交政策,《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绥靖政策达到顶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但是,英美等国对德日两国的侵略扩军却视若无睹,甚至纵容支持,英美都希望将法西斯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德日两国充分地利用了英美等国的“反苏防共”心理,以防止“共产主义威胁”为名积极扩张势力范围。
1941年4月由于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日本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于是,日军便在7月开始大胆地进攻法属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