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地震、海啸，并正在经受核泄漏的日本，是否从此国运下沉？这是笔者最近经常听到的议论。所谓日本的国运，实际上是指这个国家是否具有向前发展的活力；所谓转折点，是指走到了关键点。笔者认为，制约日本发展活力的结构性问题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逐渐显现的，包括其政治结构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 

　　首先，从政治结构看，选举制度和政治家素质制约了日本的发展。自1993年以来，无论是当初的自民党政权还是2009年9月以来执政的民主党政权，均是以维持政权为最高政治目标，而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缺乏长远的规划与设计。日本的政党政治在越来越远离民主政治初衷的同时，更加走向单纯的竞选技术，深陷利用舆论和被舆论利用的结症之中。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立趋于弱化，朝野同归保守；二是小选举区制度导致候选人对舆论造势的严重依赖。日本的国会议员具有具有强烈的职业色彩，当“政治家”是一种职业的选择，而非政治价值观追求下的政治道路的选择。职业国会议员被称为“政治家”，实际上，这里的“政治”更多些“职业”的含义。因此，政治家的素质不能够满足治理国家的要求。在日本赶超欧美时代，国家发展目标是清楚的，国家政策层面的操作主要依靠官僚。当日本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国家的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调整，那些仅仅熟悉“票田”的“政治家” 在国家政治中的形象越来越使得国民丧失信心。 

　　其次，从经济结构看，财政赤字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制约日本下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截至2010年12月末，包括国债、借款和短期政府债券在内的日本公共债务余额为919.15万亿日元，国民人均负债约721.6万日元。在3.11大地震发生前，曾预计2010财年（2009年4月1日-2010年3月31日）国家与地方长期债务总额达到869万亿日元，与GDP之比高达181%；日本政府曽提出2011财年预算方案，将国家与地方长期债务总额提高至892万亿日元，占GDP的184%。2011财年92.4万亿日元规模的财政收入预算中，44.3万亿日元要靠新发国债支撑，国债依存度达47.9%。可以预计，3.11之后国家债务的比重将会进一步增加。在财政支出中，每年以1万亿日元增速持续增长的社保支出是最大的负担。目前日本的平均年龄为45岁，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24%。劳动人口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对经济增长产生0.7%负面影响，与年0.7%的生产率增长相抵。劳动人口的减少使日本的潜在增长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4%降至2010年代的1%左右，如果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经济的潜在增长力将进一步下降。 

　　因此，从上述要素判断，可以认为日本的国运已经下滑了十几年，原因在其自身存在的问题。面对此次地震、海啸、核泄漏造成的战后最大天灾人祸，日本的政治领导力和经济应对力受到巨大的考验，这个考验随着灾后重建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日本能否走过劫难的关键？确实到了国运的转折点。 

　　与中国的汶川大地震相比，日本这次灾害的人员伤亡要少得多，但涉及的面较大，核泄漏的次生灾害很有可能大于地震和海啸灾害。目前，核泄漏的问题仍旧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后遗症将长久存在，全世界都可能成为核泄漏的受害者。这个危机已经转化为涉及整个人类安全的危机，日本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中国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汶川地震时中国政府的及时有效的应对，即迅速成立应急指挥部，整个系统应接顺畅，救灾人员的调动快速有序，赈灾物资的到位及时充足、灾民的安置得到八方支援等等，那是一个举全国之力的救灾体制。而此次的日本，除了自律有序的灾民令人钦佩外，日本政府的表现给外界留下了许多疑点：救灾人员不能快速到位，赈灾物资不能迅速空投，自治体之间相互冷淡，核泄漏的信息被遮遮掩掩，政府与各方协调不畅，国外的支援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等。这个发达国家的政府在救灾上的程序被称为“迷宫式的”，其实，这正是上述政治体制问题在关键时刻的重现。 

　　3.11大地震和海啸再次印证了日本生态地理环境的脆弱性，核泄漏引发的次生灾害加重了日本灾后重建的困难。据悉，此次地震和海啸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约20万亿日元，高于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9.9万亿日元，灾后重建所需经费高于阪神地震，重建时间长于阪神地震。核泄漏造成的次生灾害的损失还无法估计。根据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法》，日本政府预计将负担1200亿至2400亿日元的赔偿责任，如果其余的赔偿超出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的能力，政府还将替代赔偿。实际上，赔偿的范围可能远远超出预计的数额。除了停业的公司和不能出售农产品的农户外，被污染的土地和被迫搬迁的居民的损失更大，理赔总额将无法预计。除此之外，受海啸袭击的灾民的安置也是大问题，在日本这样的地理环境下，那些低地明显不适于人的居住，灾民必须被安置在新的地方，仅靠地方自治体无法解决安置问题，政府尚未就此拿出方案。灾难导致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大幅度增加，对于已经负债累累的国家财政来说是雪上加霜。资金从何处来？增加税收？抽回海外资金？注入流动性？这是目前政府最为头痛的事情。几种可能性都存在，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将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日本的国家债务等级将会进一步下降。3.11灾难给了日本政府增加消费税的机会，预计民主党政权将在年内启动税改并修改此前承诺的补贴性开支。 

　　日本的结构性问题只有通过实施开放制度得到解决。日本在体制上和意识上是个倾向于封闭的社会，内外意识分明，形成无形的界限，无论国内共同体之间，还是国家对外国之间，都表现出心理上的封闭，导致制度上的封闭。只有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才能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社会，许多弊病可以在开放中得到改革。例如，开放外国移民政策，变更人口结构，鼓励移民创业，提供投资机会等。日本需要以开阔的胸怀创新环境，创新机制，使自己焕发活力。在此次3.11 大地震的赈灾上，日本政府未能快速大胆地接受中国等国家的赈灾支援，首先要依求于美国，再次表示对美国的信赖，应当看到，日本不会再获得战后的美国“战争特需”，而美国此时更关心的是日本不要抛售美国的国债。当然，挽救日本只能靠日本自己。 

　　日本如果在此次危机之时能够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痛下决心改革，就会使危机变为振奋国运的机会，否则，真的要走向下沉。日本作为一个国家，除了在地理上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如领土狭小，资源匮乏，地震灾害频发，而且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这种先天加后天的不足，决定了日本在未来世界上只能是中等国家。日本必须考虑今后走什么路，慎重地做出选择。日本应汲取其自身在20世纪犯下的历史教训，坚持和平道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应当帮助日本走上这样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