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在今年8月15日不参拜靖国神社，并决定麻生副首相、菅义伟官房长官和岸田外相都不参拜。但安倍为了“表达对二战期间阵亡将士的敬意”，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向靖国神社进献祭祀礼，同时宣布允许其他内阁成员“自我判断”是否前往参拜。

　　安倍的决定首先是美国的压力，美国担心日本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美国参议院资深议员称赞安倍的决定，并指出日本不应进一步向韩国挑衅，希望安倍内阁除副首相、官房长官和外相的其他内阁成员不要前往参拜。日本民族主义如果恶性膨胀不仅打乱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也威胁到美日同盟。

　　日本与韩国在竹岛（日称独岛）主权的争执，损害了日韩关系。日本政客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连续“失言”，以及安倍对侵略历史未定论的发言，重新唤起韩国和中国的警觉。几天前日本建造的二战后的最大军舰下水，取名“出云号”，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的一艘军舰的名字也是“出云号”。日本不顾邻国的感情，推诿侵略战争的责任，加速“普通国家”化，让东亚各国对日本的意图产生怀疑。对二战历史的重新定义也惹恼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的争端可能会擦枪走火，把美国拖入战争。美日同盟经历了60年，日本一直避免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同时又要保证美国会在日本受到安全威胁时保护日本。即日本在“避免卷入”和“避免被抛弃”之间寻求自己的出路。这次，美国“避免卷入”日本制造的复杂的安全环境。所以美国在时不时地给日本踩“刹车”。

　　其次，日本的经济复兴离不开中国和韩国等亚洲邻国。在欧美经济普遍不景气之时，日本惹恼邻国不是明智之举。安倍在2006年至2007年的第一任首相任期内提出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做出了贡献。在第二任期，安倍注意到对华关系影响日本的经济利益，双方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所以安倍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今后改善和韩国、中国的关系留了后路。

　　靖国神社是日本民族主义的象征，日本是信奉神道的国家，靖国神社在战前是日本政府建立的神道机构，战后才变更为宗教法人。安倍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不在此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也是顾及日本的国际形象。在东亚及世界各国的反对声中强行参拜，只会进一步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

　　靖国神社问题自1984年中曾根康弘正式参拜以来，每年都成为一个外交问题。这首先是日本对自身的认识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相冲突，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国际潮流相冲突。日本对自身和历史的认识是侵华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分开处理，承认在东亚的侵略，不承认对英美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曾经在首相任内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前首相中曾根和小泉，都承认对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中曾根在国会辩论中说：“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其次靖国神社中供奉的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内战争中阵亡的士兵，以及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关于这之间的区别，国际社会认为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士兵是侵略战争中阵亡的。而日本许多政治家认为日本在国内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和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士兵是一样的。

　　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定的。日本人心里不服美国，因为太平洋战争并非都是在美国的领土上打的。在历史问题的处理上，把两个战场—对东亚的侵略与对美的宣战分开，缺少妥当性。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政治家自中曾根康弘以来，一直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摇摆。不时地宣扬民族主义，又要顾及东亚邻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感情。在日本经济高歌猛进的80年代，日本还有自信和自觉，克制极端的民族主义。经过20年的经济萧条，日本国内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国民的绝望情绪促使民族主义发酵。越来越保守化的日本对待邻国和世界已经焦躁不安，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种情绪的宣泄在日本外交政策上必然有所反应。

　　展望今后的中日关系，必然面临严峻的考验。日本追求全面大国化，即经济、政治、军事大国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日本实现大国化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却相互矛盾。日本实现大国化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中做与美国平等的伙伴。在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如日中天，日美摩擦加剧的时候，日本曾经想摆脱美国的控制另立门户。但美国不允许日本独立自主，日本只有积极跟随美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实现大国化。当前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东亚政策，以此寻求对美的平等地位。第二是东亚各国的支持，以中国和韩国为首的东亚各国在经济、政治两个方面对日本至关重要。没有中国的经济支持，日本的经济复苏都很困难。积极地配合美国寻求对美平等，并发展东亚关系，这两个条件是日本大国化缺一不可的。但日本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过程中误判形势，选择与中国对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些实际利益，在战略上却谬之千里。当前日本开始调整战术以实现战略目标，包括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开始与中国和韩国对话，积极开拓东亚市场，搞新型的“政冷经热”。

　　但新型的“政冷经热”不具可持续性。即使日本在调整战术后，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还有待解决。日本如果不能理智地看待中国的崛起，把中国崛起视为“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弈，不能把两国关系调整为双赢的格局。日本和中国的权力竞争还将加剧，政治危机将影响经济合作。《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虽然主张自由贸易，但他不支持英国和荷兰的自由贸易，因为荷兰在与英国的自由贸易中获利多余英国，长期下去荷兰的军事实力必然超过英国。所以中日两国如果不能建立经济和政治上双赢的结构，两国都必然寻求相对收益，关心经济关系中的得失会否成为政治和军事利益上的得失。所以新型的“政冷经热”只会慢慢变成“政冷经冷”。中日两国的共同发展对东亚乃至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增强两国对话与合作，共同建立互信、双赢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是两国共同发展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