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11月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自此，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成为近几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不少国家在改善供给方面都有很多实践。以日本为例，其战后实施过不少改善供给的重大举措，其中的一些经验与教训值得研究。

实践与成效

　　战后复兴时期（1945年至1955年）。日本实行了“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动改革”等改革，解决了土地资源、劳动、管理人才等要素供给问题，实施的“倾斜式生产方式”更是有效地解决了钢铁、煤炭等关键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为战后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高速增长时期（1956年至1972年）。这一阶段主要实施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开放，开辟了巨大市场，也使日本经济迅速融入世界。同时充分利用世界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在企业经营管理层面推行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也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出了贡献。

　　稳定增长时期（1973年至1990年）。1978年实施《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其思路包括，废除过剩设备、减少产量、减少库存、均衡供需、恢复市场价格、实现企业经营的安定化，等等。一些产能过剩行业被强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从重厚长大到轻薄短小、从粗放到集约、从高能耗、高污染到低能耗、低污染，从低附加价值到高附加价值的转变；通过10年左右的公害治理、大力开发新能源和节能技术，不仅使日本的环境得以彻底改善，而且还缓解了能源资源的不足。企业广泛推广的“减量经营”运动，去掉了企业的债务杠杆，减少了企业的冗员和过剩设备，使企业轻装上阵，经营状况明显改善，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成功地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

　　经济低迷时期（1991年至现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严重偏差，酿成巨大的泡沫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低迷。面对失去的10年，2001年小泉政府极力主张简政放权、放松规制，以促进自由竞争，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邮政民营化、道路公团等特殊法人的民营化、财政结构改革、金融机构重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等，提高了供给效率，增强了企业活力，银行系统的不良债权得以解决，使日本经济重新走上增长轨道。2012年底安倍政府出台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综合经济政策，放出了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吸引民间投资的“三支箭”。很显然，前两支箭属于需求政策，而第三支箭则是供给政策。上述改革还在进行当中，是否奏效尚待观察。

经验与启示

　　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改革围绕不良债权、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展开，产生了一些经验与启示。

　　第一，处理不良债权。不良债权对银行来说是坏账，而对企业来说则是不能偿还或难以偿还的负债，可见对不良债权的处理与企业的“去杠杆”互为表里。在泡沫经济崩溃初期，日本政府对不良债权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不良债权余额越滚越多。小泉内阁执政后推出了强制措施，若银行不能完成降低不良债权的任务，将受到停业、整改等处罚。到2005年日本不良债权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成立整理回收机构和产业再生机构对僵尸企业进行处理，将处理不良债权与产业再生结合起来，保存了发展经济的有生力量。

　　第二，去产能、去杠杆。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去产能与去杠杆，集中体现在消解企业的设备投资、人员和债务“三过剩”问题上。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企业资金充足，在经济预期的作用下，进行大规模设备投资，产能剧增，但泡沫经济崩溃后，国内市场迅速萎缩，出现了明显的“三过剩”。严重的过剩加重了企业负担，增加了企业支出，降低了企业收益。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政府与企业通力合作，通过直接报废、设备转售以及企业合并、产业内部结构性调整等方式，积极处理过剩设备问题；通过自愿解聘、解雇以及减少临时工雇佣、企业重组等方式大量裁员；另外，通过解除债务、债务证券化和破产重组等方式消化企业过剩债务。到2005年日本企业的“三过剩”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产能过剩也随之缓解。

　　第三，房地产去库存。1991年日本房地产崩盘，地价转入负增长，直到2005年才转为微弱的正增长。房地产泡沫崩溃直接打击了建筑投资活动，也恶化了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活动，大量库存亟待解决。总体来看，日本的房地产去库存过程比较平稳，但不能说很成功，加之人口老龄化、人口减少、刚需下降等原因，日本的空室率仍然很高。一部分房地产因为担保物地价的急剧下跌，不得不经由银行拍卖，廉价处理。但更多的是由购买者特别是自住者自己承担损失，只能经过漫长的岁月慢慢还清债务。

　　第四，降成本与补短板。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对过去的虚假繁荣进行了彻底清算。经过不间断的改革，形成了支撑日本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条件，即成本下降与创新能力的提高。政府和企业加大研发投资力度，提升了潜在技术实力。过去20多年来，日本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标志着基础理论研究水平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政策的系统性、综合性、协调性与战略性也不断增强，注重创新带来了较好效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