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走向随即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与新冠疫情前和疫情刚暴发时相比，当前中日关系处于低走状态。尤其是与中国和东亚邻国逐渐重启“线下模式”积极互动相比，中日外交板块的消极因素仍然有所积聚，特别是5月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出现较多负面动向。这是安倍政府对最近两年对华政策初心的偏离。  

　　春夏以来日本对华消极动向源自内外两方面因素。首先是疫情催化政情生变，日本对华“谋进促好”动能不足。安倍在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施政上被批失策，3月至今支持率下滑明显。在他因健康问题辞职后，日本政局进入多事之秋，加速向“后安倍时代”过渡。显然，内政困局也给日本外交带来负面影响。安倍能够用于外交的资源受限，无暇再“俯瞰地球仪”或完成“外交总决算”。为维系基本盘，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党内外保守势カ对华频发消极声音。  

　　其次，美国加大对日胁迫拉拢，日本“对华协调”空间受压，过去几个月美国加大力度组建“反华联盟”，日本绕着中国打转、推动对澳印及东盟外交的路线，与美国“印太战略”的轨迹有所趋同。美国有意将日本打造成“反华小圈子”的支点，从经济、价值观、国家安全等各层面对日施压劝诱，日本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空间受到极大压缩。在目前处境下，日本很难对美国正面说“不”，“对华协调”政策的意愿和灵活性，至少在美国大选前处于下行趋势。  

　　不过，偏离疫情前设定的对华关系初心有损日本国家利益。如果日本政府因美方施压而一时迷茫，不如回看一下2017年中日关系改善以来，日本相应战略目标的实施是否更为有效？国家利益方面的获得感是否更强？  

　　战略自主和平衡外交是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托，安倍政府一度寻求在中美间的相对平衡，兼顾多方利益。但当前动向显示，日本可能配合美国对华打压，居中谋利，部分调整对华策略。比如，在规则及技术领域设限并压制中国，以保持日本“经贸立国”的竞争优势.，这方面的动作包括加强经济安全战略，拨款支持制造业回流，建立防止高新技术外流的“安全审查制度”，大幅增高外资收购日本高新制造业门槛等等。又如，在传统安全领域，日本政府启动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借机遂行安全防卫战略调整转型，相关动作包括酝酿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高调声称加入“五眼联盟”，介入南海及印太安全事务等等。  

　　在当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国家间利益相互融合的环境下，实施多向对冲和宏观平衡，避免对立冲突和矛盾激化，是大多数国家的明智外交选择。而反观日本外交，不但有偏离正轨、违背自己对华政策初心之虞，而且它所追随或屈从的对象已被公认为毫无大国的样子和体统，甚至动不动就对盟友态度反复。跟着这样的“老大”混，恐怕很多日本人自己心里都越来越没底。  

　　日本一些媒体和分析人士最近已在担心，如果大选后的下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有所回调，那么日本到时候的处境将会相当微妙甚至尴尬。这是何苦？日本与其心怀忐忑不如切实行动起来，谋求对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况且当前中日关系发展大势未变，随时可以激活升温，毕竟就在数月前疫情暴发初期，两国还曾相互支持、密切沟通。两国的积极互动成效也很显著，仅从经贸上看，2020年上半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就接近1500亿美元。日本许多大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对华贸易和投资所得。相比与美欧贸易的严重低迷，今年7月日本对华贸易率先由负转正。日本央行称，日本下一阶段经济结构改革成效“取决于中国市场状况”。再放眼而望，最近几年中日关系恢复与改善比较稳定，带动日本对外战略实施更富成效，国家利益的获得感变得更实，并使安倍经济学的收益上升期与两国关系的改善期发生着有趣的重叠。  

　　随着安倍辞职，“安倍时代”宣告结束，日本政局进入过渡期或不明朗期。日方人事、机制和政策的不确定性相应增加，中日关系发展再处重要且敏感阶段，面临向好、徘徊、下行的三种可能指向。为维护并发展两国新时代关系，双方应放眼长远、保持定力，管控政治摩擦，深化务实合作，拉近国民感情。为此，当前两国尤其应基于“十点共识”，寻求战略沟通及稳定，管控安全危机，同时携手维护自贸体制及区域产业链安全，应对逆全球化挑战，开展抗疫复产等非传统安全及全球治理合作。  

　　日本“后安倍时代”已然开启，希望安倍的退场及日本内政变化不会导致中日关系受到冲击或发生倒退，也希望安倍的继任者们能够看清，一个稳定发展、合作共赢的中日关系作为长远战略无疑更符合日本国家利益。▲（作者分别是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政治室副主任、日本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