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3日晚，日本福岛东部海域再次发生强烈地震，震级达7.3级。据日本气象厅解释，此次地震为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的余震。3.11大地震是日本地震观测史上最大级别地震，震级高达9级，同时引发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泄漏等严重灾害，成为罕见的复合型巨灾，给日本带来深重影响。十年之后再次发生强烈余震，让世人再次认识到自然的威力与可怕。

日本东北地区的地震周期活动

　　事实上，3.11大地震以来，余震一直未断。本次7.3级余震也仅是十年来数以万次计的余震之一。仅2011年当年，大地震引发的4级以上余震便达5383次。2019年，余震虽已下降为全年175次，但依然超过大地震发生之前十年（2001～2010年）的平均水平。2014年和2016年，福岛及其周围海域曾出现过7级以上较大余震，2017年还发生过一次6级余震。日本有地震学家曾宣称，3.11大地震的余震或将持续百年。

　　除了强震发生的高风险外，地震活动还具有周期性特征。有地震学家称，根据地震断层带和板块界面变化推算，日本东太平洋海域中与3.11大地震同规模的9级巨大地震周期约为400～600年。2019年，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在一份太平洋沿岸地震风险长期评估报告中也曾指出，未来30年内，日本东北地区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高达90%。本次7.3级地震便发生在这一周期内。与此同时，包括福岛县在内的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大海啸的机率也存在可预测的时间周期。有学者通过对400年长时段历史海啸的资料进行整理后发现，福岛发生海啸灾害的周期约为24年，整个东北地区发生海啸灾害的周期约为20年。

　　相比做好灾害的事后应对预案，日本地震研究者也在探讨是否可能实现灾前的地震预测。地震预测有别于地震发生后最初几秒的预警，需要在地震发生前给出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与概率。地震预警则是地震发生后，利用电磁波与地震波之间的速度差，赢得短暂的应对时间。尽管有1975年中国对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测和预防先例，迄今科学界中的主流看法仍是地震不可预测。但3.11大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又促使日本灾害科学界不得不面对地震预测这一问题。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ICT）技术的发展，日本在地震仪、全球定位系统（GPS）、宇宙观测等与地震预测相关领域取得了一定进步。今后，科技创新必将引领地震预测事业进入新阶段。

灾区地域社会的恢复与振兴

　　3.11大地震造成了19729人死亡、2559人失踪、47万人流离失所的严重灾情。震后十年，余波未平且持续发酵。目前，灾区仍有约48000人持续处于避难生活中。因灾情过于复杂，日本政府在震后首设复兴厅，专门应对灾后恢复。复兴厅原计划存在至2021年3月底，但因恢复工作远未完成，存续时间被延长到2031年。

　　过去十年，日本政府建立和修正了一系列与灾区复兴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国家与地方的共同努力下，被地震和海啸破坏的城市基础设施修复和居民住房复建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居住在临时住房中的居民能够获得定期的生活慰问。地区经济产业的恢复发展也进入到关键时期。特别是政府对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农林水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较大投入。制造业出口额不仅恢复到灾前水平还略有所提升。受核泄漏污染灾害的福岛县也缩小了“归还困难区”范围，但仍有3万多县民客居他乡。

　　尽管震后复兴取得了一定成绩，受灾地却依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持续的人口减少和产业空洞化不仅是日本发展全局问题的集中暴露，更与灾害纠缠在一处，十分严重。为使城市摆脱凋敝、再显生机，复兴厅打出“新东北”口号，汇集地方政府、民间企业、大学、非政府组织等多种力量，参与东北再造。新一轮科技创新也为灾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可能。

　　更令人关注的是，福岛核辐射对日本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究竟有何影响，但因种种管制约束，外界仍难以把握。虽然政府一直竭力消除核污染给灾区声誉带来的影响，努力构建福岛安心、安全的形象，但2020年10月传出日本政府要将核污水倾倒于太平洋的消息后，核废水的处理及福岛的未来再次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世卫组织（WHO）十分关心灾区儿童和青年癌症患病率的数值变化。国际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的工作人员更是披露，在某些未划定受限的区域存在辐射量超出标准100～250倍的“热点”。而早在2016年，绿色和平组织报告就曾警告，大量铯-137（137Cs）、铯-134（134Cs）、锶-90（90Sr）等污染元素将渗入森林生态体系内，再经由土壤和雨雪冲刷，进入河流，造成再污染，最终污染太平洋。恰在近日，福岛周边海域又被报发现放射性物质严重超标鱼类。

无形的震灾：关注灾民“心灵复兴”

　　地震的余波还存在于人的心理层面，转化为持久的无形灾难。早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时，被称作“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便提出，震灾复兴中如果不能重振受难者的精神，那么无论在重建物质世界方面取得如何瞩目的成就，都不意味真正实现了文明的复兴。但直到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才开始真正关注现代意义上的灾后心灵重建。3.11大地震后，灾民心理恢复成为震后复兴中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

　　地震在人们毫无防备的状态下破坏了熟悉的社会关系，导致家庭解体，出现地震孤儿、地震残疾等情况。突如其来的打击与恐惧令受灾者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心理问题。随着灾害影响的长期化，初期的不安、悲伤、丧失感等心理状态会变得日渐强烈。震后一年，日本政府正式在东北三县设立了半官方性质的心理康复中心，由临床心理医生、保健师、护士以及社工等组成，他们采取走访慰问等工作形式活跃在灾区。作为基本的防灾减灾应对制度，日本各市町村均被要求建立心理康复中心。但若灾情达到一定规模，现行制度中以保健所和医疗机构为中心的心理康复治疗便很难应对。因此，日本正在积极探讨构建可应对长时期、大规模灾害的心理健康护理系统。

　　在应灾实践中，宫城县南三陆町创建了“咖啡屋活动”的形式，将专业心理治愈过程融入到日常的社会交流之中。“咖啡屋”为长期避难的灾民们恢复社会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空间。在这里，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通过融入灾区生活来了解灾民所思所想，再通过尊重与平等的交流方式建立信赖关系，渐进地走入受灾者内心，来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给予灾民信任、交流和持续的生活关怀、自立引导，以及多样价值观的包容，是可促使他们心理健康向好发展的关键点，也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互助精神。

　　本次强烈余震再次提醒人们，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日本还将面临更为频繁的地震活动。被预测30年内发生率高达70%以上的南海海沟（也称日本南海海槽）大地震、千岛海沟地震，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着日本的安全。在其他层面，日本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更凸显，全球局势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不确定性也日渐增强。当自然变动期与社会转型期相叠加，尊重生命规律，积极构建和完善基于生态系统的弹性防灾减灾新模式，推动建立更加灵活的国际救援新机制，或将成为东日本大地震以高昂代价留给全世界的宝贵遗产。（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