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左二）在东京出席内阁会议时讲话 

　　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中旬访问美国，成为了美国总统拜登1月就任以来面对面会见的首位外国首脑，可谓赚足眼球。在此之前，?以线上、线下多场双边与多边首脑会谈和依托“2+2”机制举行多次双边外长、防长会谈为主要表征，菅义伟政府外交动作频频，在美国所谓“印太战略”中日益扮演起穿针引线打头阵的“先锋”角色。

　　深入分析，无论是理念维度的零和博弈、冷战思维，还是行动维度的拉帮结派、附美遏华，抑或动因维度的捞取政治资本、转移国内矛盾，新环境下的菅外交，不仅无法摆脱其前任安倍外交遗产的影响，更无法打破传统国家主义路线制造的外交藩篱。

充当遏华“急先锋”

　　在日本首相菅义伟近来开展的密集外交活动中，“应对中国”堪称最核心、最关键的议题。4月27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渲染所谓“中国军力增强”和在东海、南海的活动，非议中国《海警法》，强调日美首脑会谈“就继续加强日美同盟达成了共识”。

　　一个国家行为体对外政策的调整是国际、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矛头直指中国，原因亦不外如是。

　　国际方面，由于在安全、政治、经济等领域长期采取对美依赖政策，日本一直将美日关系视作其外交“基轴”。在美国主导的安全、经济霸权体系中，正是扮演依附者角色的战略选择，使日本战后以极低廉的代价实现了经济腾飞，一度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从日美同盟获益颇丰的日本，在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从而实现“全面大国化”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不会轻易放弃对该体系的追随与维护，继续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中扮演马前卒角色。基于此，美国一直是日本历届内阁调整外交政策的最主要外部因素。

　　当前，在中美矛盾、冲突加剧的大背景下，当上台不久的美国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单边主义政策，作出集中精力与资源在亚太地区推行排华性多边主义的战略调整时，日本也毫不犹豫地追随美国，甘愿在国家利益层面与美国深度捆绑。

　　国内方面，在安倍第二次执政末期，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台海、南海、东海、5G等问题，日本政坛已出现过企图在政治、安全、科技乃至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的呼声与行动。

　　例如2020年4月6日，日本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局内增设“经济组”，意在从顶层设计入手强化日本制定经济安全政策的能力。在该机构提出的主要课题中，防止可转为军用的民用技术泄露，阻止在安保层面构成威胁的外国5G设备进入日本通信网络等将中国视为经济安全威胁的内容，赫然在列。

　　与之相呼应，自民党议员团体“规则形成战略议员联盟”也曾在去年向政府提议，要求国家安全保障局以泄露公民信息为由对微信、TikTok等中国手机软件进行调查，并限制使用。

　　不难想见，以安倍“继承者”自居的菅义伟，会在很大程度上继续落实上述政治理念，持续推进有关政策措施。更何况，作为众议院议员与党内主要派系领导人的安倍，依旧能够对日本内外政策施加较大影响。

　　此外，囿于结构性矛盾、历史问题等诸多复合因素，中日关系既脆弱又敏感，在右倾保守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日本政坛，极易成为日本政客捞取政治资本、转移国内矛盾的工具。换言之，充当遏华“急先锋”，也是日本政客试图挑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操弄选情的政治伎俩。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菅外交进攻性增强正是其宣泄国内政经压力的必然结果。

制造地区分裂处心积虑

　　相较于欧洲、北美等其他大洲，亚洲地区各领域的区域合作水平整体偏低。究其原因，与日本为实现扩充军备目标对邻国采取强硬政策，以及为谋求一国私利而在周边地区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拉帮结派等行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自《日本国宪法》颁布至今，“修宪”一直是以自民党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势力的最大夙愿。多届自民党内阁不仅尝试通过调整修宪程序等手段降低修宪门槛，还在屡屡受挫之后，萌生出借扩充军备渐进式架空“和平宪法”的图谋。为此，日本屡屡将周边国家正常国防建设渲染成“威胁”，并利用领土争端制造地区紧张空气。

　　在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日本再度对中日钓鱼岛、日韩独岛（韩国称竹岛）之争等问题极力渲染，为自己打造“因四面楚歌被迫发展军力”的“人设”，意欲利用臆想矛盾对内博取民众对于修宪的认同，对外为谋求“军事正常化”找借口。这种人为制造的紧张气氛与对立情绪，给日本同相关国家发展双边、多边关系，开展各领域合作设置了难以逾越的民意障碍。

　　对于周边国家之间发展双边、多边关系，日本亦抱有不健康心态，常常借助各种手段处心积虑进行挑拨、干扰与破坏。比如，在某些国家蓄意推动所谓“南海仲裁案”期间，日本利用各种外交场合，大肆兜售“海洋法治”“航行自由”等理念，拉拢更多国家为其背书；与此同时，多次向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赠送、出售包括飞机、巡逻艇、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装备，唆使其与中国进行武力对抗。

　　即便在“南海仲裁案”阴谋被彻底粉碎后，日本依旧不收敛。2017年以来，日本已然念起“价值观同盟”“海洋国家同盟”咒语，祭出大国平衡法印，利用“2+2”机制将英、法、德等域外大国拖入“南海问题”，妄图以此围困、遏制中国，实现日本成为有影响力军事大国的目标。

　　日本这种拉大旗作虎皮，在本地区大搞意识形态对抗的行径，显然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及区域合作的展开，只会带来地区分裂的恶果，伤人害己。

视国际组织为牟利工具

　　虽然日本早在1957年发布的《我国外交近况》中，就将联合国中心主义摆在“外交三原则”之一的地位，并在此后制定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面向联合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但从实际行动上看，日本始终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持工具主义心态；联合国中心主义仅仅是其“外交三原则”中的理想原则。

　　4月13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以排入海洋的方式处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存的大量核污染水。日本政府敢于不顾国内外反对作出此决定，除了欧美国家对日本此举的选择性沉默，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也可管窥一二。

　　为提升本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日本长期以来竭力推动日本人或与日友好国家人员在国际机构担任职务，国际原子能机构正是由日本官员长期担任要职、日本可对其施加很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在日本发布处理福岛核污染水的声明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一时间发表推文表示欢迎，认为日本选择的水处理方式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且符合国际惯例，“日本政府今天的决定是一个里程碑”。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态度。2015年，该组织曾不顾日本反对，将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对此，时任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在访谈节目中声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决定的方式“很不透明”“应该改革现行制度”。之后连续两年，日本还以拖到年底才缴纳当年会费的方式表达不满。

　　事实表明，日本在《外交蓝皮书》中多次吹嘘的基于“同时增进国家利益与全世界利益”目标的国际组织外交，实际上存在先国家利益、后世界利益的先后次序。日本对待国际组织的态度，完全取决于该组织能否有助于日本实现摆脱战后体制、再次成为真正大国的战略梦想。

　　（作者单位：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来源：2021年5月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