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任首相菅义伟宣布不参加即将到来的总裁选举，自民党内围绕这一职位，大概率也是下一任首相人选的争夺进入新阶段。不出意外，日本第100任首相将出现新面孔。

　　“短命政权”的再现，让人又想起曾成为日本政局代名词的“十年九相”及“一年一相”。其实，首相任期的长短一方面看政绩，另一方面则要遵循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制度特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首相能否在亟待解决的疫情防控、重振经济与团结党内三大难题上实现破局。

　　首先是疫情防控。9月3日，日本新增确诊病例仍在16738例的高位，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54万例。从累计确诊100万例到150万例用时仅26天，日本第五拨疫情下的感染增速仍在加快。日本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表现不佳，暴露了治理能力的短板。政府在制定相关疫情防控措施时缺乏力度，虽然也有相关法律，但强制性有限。而且，“冒险”召开成果有限、亏损巨大的东京奥运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普通日本民众对新冠病毒的麻痹情绪。不管是谁接任菅义伟，能不能迅速做到疫情防控的明显进展，还是一个问号。

　　第二是经济问题。虽然今年二季度日本GDP环比微升0.3%，按年率计算上涨1.3%。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但疫情控制不力和个人消费持续疲软依然拖累着日本经济的复苏。不管谁接任菅义伟，经济都是一个烂摊子。安倍曾下决心推行“安倍经济学”，试图通过积极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发展民间投资及提高消费税等提振经济，但效果有限。菅义伟更“无力回天”，干脆寄希望于东京奥运会“政绩”，也没什么起色。如今日本经济受到疫情影响，企业缺乏活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如何抉择，同样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的难题。

　　第三，团结党内。此前一直积极谋划连任的菅义伟突然退选，最主要原因是失去党内信任。众所周知，“党内有派”是日本政党政治的突出特征。无所属派阀的菅义伟当初之所以以压倒性优势出任自民党总裁，是因获得细田派、麻生派、二阶派等大派阀的支持。然而时过境迁，作为以夺取政权为第一要务的政党，自民党面临众院选举大考。既然现任党首因诸多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敏感事宜引发普遍不满，为即将到来的选战计，各派阀领袖自然会对其弃若敝屣。

　　最迟至今年11月底，自民党将迎来众议院选举。虽然出现失去执政党地位、发生政权更迭的概率甚微，但基于希望大选完胜以便积累更多政治资本的现实考虑；甚或出于巩固政权，谋求实现修宪目标的长远考量，自民党无疑对此次选举寄予厚望并给予高度重视。

　　在稍早前进行的多场选举“前哨战”中，自民党已接连受挫。4月，自民党在众参两院补、重选中失败，3个席位全部由在野党获得；7月，在关键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因自民党未能如期夺取席位，由自民党、公明党组成的执政党联盟并未实现席位过半的既定目标；8月下旬，与菅义伟渊源颇深且得到党内力挺的小此木八郎在横滨市长选举中失利。正是由于这一系列选战失利，尤其是在菅义伟“政治地盘”横滨的失利，导致党内普遍认为他已无法在众议院选举中带领自民党取得选民信任。

　　由此可见，是否能够看准党内风向、提出建设性对策，进而获得党内认可，特别是被年轻议员信赖、且有“拿得出手”的助选招牌，是决定各候选人能否在总裁选举中获胜的关键。同时，作为党内夺取官位与政治资金的基本单位，自民党各派阀本质上都希望“首相轮流做，本次到我家”。如果不能如安倍那样实行“强人政治”，那么“走马灯”式的首相更迭很可能再度频现。

　　对于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易主可能对日本外交、尤其是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选择静观其变或许最为妥当。长期看，在“政治大国化”、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政治生态影响下，日本外交的“传统国家主义”色彩日渐浓厚，与周边国家频现龃龉；中期看，中日两国间以结构性矛盾、历史问题等为代表的诸多问题，恐再次凸显；短期看，美国不断加强对华遏制的外部环境，加之日本政坛对华鹰派势力不断增强、民间对华好感度持续走低等内部条件，改善中日关系无法成为新政府主流政策选项。

　　要强调的是，在已经明确宣布角逐总裁的自民党政要中，岸田文雄将“对付中国”视为首要任务；河野太郎在新书《推动日本向前行》中鼓噪组建“遏华同盟组织”；而高市早苗作为右翼鹰派曾多次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并放话要对抗中国。可见，一贯奉行对华强硬路线也好，将“中国问题”当作工具转移国内矛盾也罢，日本新任领导人恐难真心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当然，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新生代鹰派政治家群体向来“花招”不断，不排除对华采取机会主义政策，借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机翻新“权宜外交”的可能性。多事之秋偏逢多事之人，日本政坛恐怕不会消停。（作者分别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