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8日发生的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事件犹如一颗政治炸弹，对日本社会经济、政党政治以及内政外交等造成相当冲击。安倍遇刺是小概率事件，但这冰山一角之下，却是日本社会的沉疴隐忧迁延不愈、多种矛盾长期激化的现实。它强烈折射出日本“安心社会”解体以后，“风险社会”加速进程中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

2022年7月8日晨，山下彻也行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后，被现场安保人员抓捕。

“安心社会”不再，“风险社会”加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战后重建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与其伴生的日本政治也趋于长期稳定，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日益完善。多重积极因素作用下，日本逐步建立起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由此进入“安心社会”阶段。

　　所谓“安心社会”主要表现为治安稳定、福利保障制度成熟、国民富裕幸福，社会充满竞争与活力但又不失公平与正义。“安心社会”的形成有赖于社会中个体和团体对现存社会的高度认同，自觉和自愿遵守甚至捍卫现行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

　　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陷入长期经济低迷，已经构筑起来的“安心社会”也同步趋向解体，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其主要表现为：少子老龄化加剧导致家庭结构和形态发生不稳定变化，引发人口危机、“孤独死”和老年人贫困化等问题；经济长期不景气诱发失业率、自杀率和犯罪率高位徘徊，导致经济社会异化变动，社会保障面临严峻挑战；令全日本引以为傲的中产阶级正在经历“下流化”，“中流意识”呈分疏化弥散状态，而3.11大地震、福岛核事故、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危机又给国民心理和精神造成巨大冲击。上述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风险因素正日益消耗日本社会的安定基础，明显加速其走向“风险社会”的进程。

　　日本社会出现的种种症候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提出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论断：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风险更多是由经济的畸形增长、技术的片面发展、社会结构的畸形化、贫富差距的过大、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和环境生态的损害等因素造成的。

　　日本“风险社会”的出现源于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动、异位而导致社会形态的改变，其显现于社会表面的症候，都可从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中找到解释。社会积弊的严重和深化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显著影响社会稳定，导致治安状况趋恶，国民情绪消沉并偏好极端，继而刺激一些社会个体或团体不再认同现行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出现诉诸暴力和恐怖主义等极端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东京都千代田区的秋叶原是与时代尖端产业同步的电器大街，被视为日本先进和富裕生活的体现。2008年6月8日，此处发生造成7死10伤的随意性杀人事件，揭开近年日本恶性案件频发的序幕。

阶层结构失坠，中产阶级“下流化”

　　日本的超稳定社会与形成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以白领和工薪族为主体的新中产阶级深度关联。号称“一亿总中流”的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稳定器，支撑起了日本政治、经济和相关制度的有序运行。而在社会意识层面，中产阶级对自身有着强烈的认同，其所造成的幸福感、安心感、优越感等典型中产意识也深入国民意识之中，形成对社会伦理价值的尊崇，对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日本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方向和文化价值的高度自信。

　　高就业、低失业和高储蓄一直都是中流社会的典型标志。但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加上金融风暴等天灾人祸的冲击，使日本大量企业倒闭、裁员，导致中产阶级收入严重缩水，开始滑向下流阶层。所谓“下流”并非指社会底层，而是指中产阶级中的下游地位。下流阶层的出现，表面源于阶层分化，但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环境的结构性改变。伴随中产阶级下流化，首当其冲的变化就是收入的减少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自2005年日本基尼系数（在0～1之间，愈接近于0愈表明收入分配趋于平等）达到0.5263（即超过0.5“安全线”）以后的多年中经常徘徊在0.55～0.57之间，而经过社会保障体系再分配之后，2017年的基尼系数仍达到0.322，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属于贫富差距偏大状态。

　　与此相对应，日本内阁府实施的2021年度“国民生活舆论调查”结果也显示，对目前的收入“不满”和“略有不满”的人共占59.7％，较2019年度的调查（45.6％）增长了14个百分点。

　　国民幸福感的下降也是中产阶级下流化最直观的表征。有研究机构对全日本16～69岁的国民进行的网络问卷调查显示，87.5%的调查对象对于10年后的日本社会充满不安，并认为未来的生活将比现在更加不幸福；关于25年后世界人民的幸福感，34.9%的人认为不比现在幸福，12.1%的人认为将很不幸福，也就是说约五成的民众对将来感到悲观；对于未来日本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回答希望是一个经济公平的社会的占比最高，达到29.2%，这显然与日本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均和就业压力大有关。

　　中产阶级下流化也导致社会阶层意识变化，社会调节功能降低。著名社会观察家三浦展在其名著《下流社会》一书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日本国民对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评价为“中”的人数减少，“中下及下”的人数增多，印证了日本社会阶层差别正在逐渐扩大，中产阶级意识减弱，自我认同度下降。而这一过程正在加剧，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下流社会。他们不仅收入低，而且在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方面全面下降，对人生热情低下。三浦展的观点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日本何以形成“无缘社会”“低欲望社会”的原因。中产阶级意识塌缩、自我认同度下降最大的危害还在于导致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的失序，缺乏中产阶级支撑的日本在主流社会意识分化和混乱中日益趋向于不稳定。

伦理道德失范，社会治安堪忧

　　安倍在大庭广众之下遭枪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伦理道德的某种失范。伦理道德失范是社会趋向不稳定的诱因，也是“风险社会”重要特征之一，它通常表现为自杀率、犯罪率走高，恶性案件频发而导致的社会治安恶化。

　　日本是自杀率较高的国家，这与日本人内向的性格、由耻感文化形成的谢罪心理不无关联，但最直接因素还是来自生活和工作压力。自日本陷入长期经济低迷，尤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日本的自杀率有增长之势，特别是女性的自杀率明显上升。日本政府公布的《自杀对策白皮书2020年》显示，2020年，日本共有21081人自杀，男性14055人，女性7026人，女性自杀人数比前一年大幅增加15.4%，其中职场女性自杀人数的增幅最为明显。

　　厚生劳动省分析自杀原因认为，女性自杀数量的大幅增加很大程度上是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劳动环境恶化、越来越多的女性无法成为正式员工有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成年人，日本青少年自杀率也很高，2020年全国累计达499人，是自1978年有统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

　　与自杀问题同样严峻的还有治安问题。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相比，日本治安状况一直较好，犯罪率偏低。但社会治安好坏程度不能仅用凶案发生率来衡量，枪杀政要这样的恶性案件虽然罕见，但其象征意义和社会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另外，国别的横向比较也不能完全反映日本治安的真实状况，从本国犯罪率的总体发展趋向看，日本的犯罪数量并不少，如2002年日本全年度共发生285.4万件刑事案件，是战后犯罪数量的最高峰。2019年以后日本的犯罪率显著下降，实施疫情防控措施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并非因为治安状况陡然好转。但居家防控也导致网络诈骗、家暴和虐待儿童等案件激增。整体而言，日本的治安状况依然堪忧。

　　有关治安状况的调查报告同样证实了这一点。2022年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尽管大部分国民较为认可现在的治安状况，但仍有54.5%的人认为10年来日本的治安状况变坏，而这部分人群正是经历过日本社会治安稳定的中老年男性。再对比内阁府历年的调查数据，认为日本社会治安状况变坏的比例始终很高，有多年更是达到80%以上。

　　近些年来恶性案件频发给社会造成相当震动，如2008年“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2018年“东海道新干线随机杀人”事件、2019年的“京都动漫纵火案”以及前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熊泽英昭杀死长期蛰居的儿子等。这些标志性案件都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严重冲击着日本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枪杀安倍事件与这些案件一样都是因为个人对社会、生活充满仇恨和不满而走向极端犯罪。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枪击事件案发地奈良所属的关西地区也是一个犯罪率较高的地区。关西地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深层原因正是地区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而导致的社会治安变差。此次枪杀安倍的山上彻也早年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实施犯罪前是一个无业游民，而在其居所搜查出的枪支弹药更反映了其极端的犯罪心理和对社会的深深怨恨。其实，不止关西地区，上述这些案件相似的作案动机折射出的是整个日本经济不景气之下，高失业率和贫困化所引发的深刻的社会矛盾。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对国民的尊严、生命、财产等权利的尊重，对民主和法治的尊崇早已成为日本基本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信条。枪杀事件是对民主法制的严重践踏，为日本乃至国际社会所谴责。但正如美国工程师H.W.海因里希提出的“海因里希法则”所揭示的那样，任何一件重大事故背后必然有29件轻度事故和300件潜在隐患。安倍遇刺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深刻社会问题令人深思警醒，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事件很可能加剧日本民众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刺激民粹主义抬头，助推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膨胀。在右倾保守化和“风险社会”叠加影响下，日本未来的发展路向或将充满不确定性。

　　（吴限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明为人民邮电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