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岸田政府在涉及重大战略选择的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动向，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尤其是战略天平过于向军事倾斜，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挑战”，使得亟须在“乱”中求“稳”的日本社会产生普遍忧虑，主张客观理性看待中日关系以及呼吁对华合作的声音不断增强。

沉溺军事难得人心

　　2022年12月，岸田政府通过了作为外交与安全政策长期指针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预设日本正在面临“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将中国武断定位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明确主张拥有所谓“反击能力”。

　　对于上述动向，一方面应当看到日本政策界正在重新调整安全战略，更加偏重军事要素，这已经引起了日本各界的广泛担忧。尽管《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要运用综合国力，包括外交、防卫、经济、技术与情报这五大力量，但在日本国际政治学者远藤诚治看来，其本质特征是“偏重于由军事来确保安全”，轻视了至关重要的外交、经济等因素。针对此次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型，日本国内有反对意见称本应作为“和平宪法”指导下“和平国家”的日本过度沉溺于军事，甚至正在走上通往战争的错误道路。

　　另一方面更应看到日本对华制衡日益突显，但其战略逻辑存在悖论，在现实中也难以走通。在日本综研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田中均看来，一味强调反击能力将会使日本丧失与重要邻国进行交往的“蓝图”。有观点认为岸田政府在完成战略文件修订之后，将通过对美首脑外交和安全合作来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对此，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认为，日本不应仅仅专注于加强对华威慑，应为与中国和平共处铺平道路。日本国内倡导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及致力于日中关系稳定发展的人士大多也认为这并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日本《朝日新闻》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去年实施的共同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外交与安全的关注从2020年的11%升至16%，对景气与雇佣的关注则由23%升至27%。对日本来说，国内外课题可谓堆积成山。特别是人口持续减少与经济长期低迷，日本政府应就解决中长期课题尽早开出良方。此次日本将未来五年防卫费总额大幅增至43万亿日元，有观点坦陈，不如把有限的财源用于应对越来越深刻的经济与民生问题，这才是决策层最应担负的责任。

“脱钩”之举并非良策

　　当前，日本对华“脱钩断链”的动作也愈发明显。二战后，日本是全球化特别是供应链合作的主要受益者。目前，曾经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被人为割裂，日本在这股逆流中也正在谋求与中国的“脱钩”。但这一做法被认为不仅违背了经济学常识，也将大大增加日方的成本。实际上，完全脱离中国不具可行性。《日本经济新闻》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如果零部件等中国产品中断两个月，日本将无法生产汽车、家电、服装甚至是食品，价值约53万亿日元的生产值将消失，相当于占日本每年国内生产总值10%的巨大利益将荡然无存。

　　中日两国既有经济交往的丰硕成果，充分说明了“挂钩”而非“脱钩”才能带来持久的红利。在过去的岁月里，经贸一直是稳定中日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其中，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国。在疫情之前，已有超过3万家日企在中国落地生根，两国贸易额也达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00倍以上。频密的经贸往来数据充分表明了中日合作的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即使在疫情之下，双边贸易额仍创历史新高，引发了日本舆论的关注。中国欢迎日本各界继续来华投资兴业，开展交流合作。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受访日本企业认为在未来数年，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中国仍是其开拓海外事业的关键对象。

　　对于愈演愈烈的“脱钩”举动，日本国内特别是企业界人士主要担忧被更深地卷入残酷的经济竞争。日本智库界人士甚至认为，呼吁“脱离中国”的都是不懂经济的人，说要“离开中国”的都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有企业界人士解释称，今后把中国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政策也将保持不变。尽管将来日企对中国的关注度或有所降低，但中国依然是有吸引力的大市场，日资企业对华投资依然保持积极态度。在日本战略转型的背景下，日企并不想面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更倾向于主张日本政府加强与中国的政策互动，表示不管由谁来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企业最想做的事情是不受打扰地集中全力在中国做生意。

对华“邻交”空间广阔

　　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作为邻居，出现摩擦再正常不过。出现问题不可怕，正因为存在问题，才有对话的必要。关键是，出现问题时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和解决矛盾或分歧。对此，日本财界领袖经团联会长十仓雅和曾表示，我们不应在竞争与合作中二选一，而应在竞争与合作中保持交往。在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执政时期，首相恳谈会报告书中曾提出“邻交”概念，主张与邻国开展心心相印的合作，这才是与中国交往的正道。展望未来，中日双方有潜力在增强供应链弹性、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沟通与合作。

　　在国际大变局之下，中日两国国情有别，两国也将遇到如何在保持经济合作的同时平衡经济安全的难题。面对双边关系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基于大局观的客观理性的讨论，一面凝望历史一面创造互利格局，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中长期战略。邻国的关系虽有起落，但现在更需要基于深思熟虑的换位思考，开展有针对性的外交。

　　要对话不要包围，对华除合作外别无他法。曾担任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日本外务省课长的小仓和夫表示，仅凭逞强斗狠的遏制论无法促成国家的安全与繁荣，仅用遏制力和防卫力来考虑对华关系是错误的。如果被对抗心理和情绪左右，就会失去创造未来的契机。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指出，造成当下两国关系不畅的责任主要在于政治层面，特别是政治对话的缺失。如果美国走到哪里,日本就跟到哪里，等于自己破坏了对话的政治氛围。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原则，得到了日本国内智库界的关注。有观点认为日本应在保持对美盟友关系的同时，重新基于亚洲国家这一身份进行思考，开展自主的近邻外交，特别是要注重“日中协商”。有主张称岸田政府应谦虚地向前辈学习，重返宏池会路线，即尊重宪法、承认历史、不成为军事大国、积极开展对华合作等。而在当下，日本最应当做的是莫再一味瞻美马首，更不能搞对华“脱钩断链”，而必须以实际行动拓展对华合作空间。

　　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1月11日；作者：张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