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受国内外环境影响，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趋势。网络上，“躺平”“咸鱼”“恐婚症”“恐男症”“厌女症”等热词频出，舆论空间掀起“躺平即正义”抑或“躺平可耻”的热烈讨论。这些网络话题或许只是一些年轻人缓解“内卷”焦虑的表现，但毕竟反映了社会心态的变化，更释放了对中国是否也将滑向“低欲望社会”的隐忧信号。日本就是“低欲望社会”的典型代表，日本社会有何新的变化、年轻一代表现出何种生存姿态、是否存在解决方案，是值得我们一探究竟的事情。

从“低欲望”到“不合理游戏”

　　2015年，日本著名经济管理学家、政策学家大前研一出版《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的时代》一书。他将日本在经历了经济上的“失落的20年”后社会出现的状况和特点概要性地总结为“低欲望社会”。这是指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社交、不愿贷款买房买车、对物质没有强烈欲望、不想出人头地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不仅加剧了日本的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危机，更使经济运行失去了自驱活力，整个国家也在缓慢地陷入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而近年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下，社会进入大加速的转型期，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使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又出现新的进化。

　　2021年7月，日本作家橘玲出版《不合理的游戏社会》一书，深刻揭示了日本当下的社会现状。作者提出，日本的社会生活已经变成了一个极难征服的、不可能完成的游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未来非常焦虑，甚至绝望地认为他们不该出生。而这是由于整个社会复杂运行规则的“不合理”化加重所导致的。参议院自民党议员山田太郎曾于2020年通过社交网站为“焦虑研究小组”进行政策调研，广泛征求年轻人的意见，有大量回复是要求政府将“安乐死”作为“没有痛苦的自杀权”予以承认。

　　年轻人自弃生命的绝望社会氛围，较之“低欲望社会”的种种行为更令人感到恐怖。作者剖析道，昭和时代建立起的“努力学习、升入名牌大学、进入顶级公司，就能成为人生赢家”的高确定性、强模块化的人生轨迹已难以寻觅。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传统社会模式的日渐崩溃，美式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新生活图景被日本重新勾勒，成为一种新兴的亚文化现象。“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的生活，并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这种对新生活的呐喊是一种更具自由力量的个体观照。然而吊诡的是，美好的愿望无法承托骨感的现实，无法以自己的方式和意愿从容生活的人数却在迅速增加。全球正处于“知识社会”的“全球化”与“自由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中，在技术指数级升级的背景下，获得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正在被快速的技术更替所裹挟，从而产生出一系列新的社会“格差”，导致人向“上流”和“下流”两个极端迅速分化。这一观察，对早前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以及三浦展的“下流社会”做出了更适于今日的有力回应。那些觉得难以“征服”社会环境变化并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价值观的人们，正在被社会的各类“格差”所挞伐，故退出结婚、生育等传统家庭建设活动。

　　另一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虽然“不合理的游戏社会”正在全球范围蔓延，但日本却最为突出。而这一问题可归因于日本的故有顽症，即“超老龄化社会”。从日本的人口构成可以看出，支撑着老年人的养老金、医疗和长期护理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在迅速减少，社会保障的财政资源变得更加紧张。但现阶段，除了利用劳动年龄人口来供养老一代人，看似确实别无选择。这导致年轻一代在需要社会资源支持向上自我成长的时候，却肩负起沉重的财务负担。面对社会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年轻人不仅深觉无力改变，更产生了受上一代戕害的“受害者”心理，代际之间的亲缘感也在迅速消失。到2025年，800万75岁以上的婴儿潮一代将全部进入生命的后期阶段，这将进一步增加年轻人的负担，让“不合理的游戏社会”雪上加霜。

日本Z世代的生存姿态

　　虽然社会环境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会让年轻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他们依然努力地展现着时代赋予的青年特质和生命格调。目前，出生于1996～2009年之间的95后与00后，即年龄为13～27的年轻人，被称为“Z世代”。他们是在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时代成长起来的“社交原住民”，又被称为“网生代”“数媒土著”。Z世代包括已工作的成人、大学生以及初高中生。这一代人与出生于1981～1995年（目前年龄26～41岁）的“Y世代”（又称“千禧一代”），即“低欲望社会”时代的青年人相比，价值观念截然不同。

　　Z世代更重视他们目前的舒适状态（Comfort），而不是他们从未来成就中获得的利益（Benefit）。从成长背景来看，Y世代搭上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末班车，见证过国家繁荣的高光时刻。虽然泡沫经济破灭，经济迎来大周期的不景气，但仍有一部分人信奉“努力工作就有可能成功”的因果逻辑。另一方面，Z世代则先后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3.11大地震和新冠疫情，一系列的社会冲击让他们切身感受到未来不可掌控，因而更加关注“当下”的小确幸。正因如此，2021年底日本一度解除防疫的“紧急事态宣言”（意在刺激国内经济复苏），却并没有迎来预期中的年轻人的“报复性消费”。更重要的是，Z世代已经很快接受了社会生活很难恢复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事实，并成长性地滋养出疫情新常态下的生存理性。这已经与《低欲望社会》中所定义的因兴趣全无而产生的“不消费”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另外，Z世代的消费行为具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趋向。在Z世代的成长期，日本政府着手解决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环境治理、社会不平等等诸多问题，东京一名女大学生在一次被采访中提到，“我们经常听到可持续发展和道德这两个词，实际上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Z世代愿意通过自己的行动为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作出贡献。2021年11月，日经新闻社曾以5000名16～26岁的Z世代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当被问及是否愿意用更高的价格或以牺牲自己的不便为代价来消费而为社会问题作贡献时，34.9%的人表示愿意作出贡献。这比不愿意的比例（23.2%）高11.7个百分点。即使在自认为是经济拮据的Z世代中，也有24.6%的人表示愿意捐款。结果表明，他们希望将自己的消费行为与社会公益联系起来的道德自律与收入水平关系不大。用东京另一名大学生的回答来概括Z世代的价值心态，即“我愿意为社会做一件好事来获得满足感（Comfort），而不是以低价购买东西，获得占到小便宜的获利感（Benefit）”。

　　不能忽视的是，身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不仅拥有现实人格，还在数字空间内演绎着“虚拟人生”。虚实交错的生活，能够让他们时刻保持与他人、与社会的“连接”，消除对孤独与寂寞的恐惧。据统计，Z世代花在智能手机上的时间几乎是30多岁的人的两倍，其中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尤其突出。特别是高中生们，他们强烈希望与他人保持联系，并渴望着社交平台给予的“被关注感”。因此，一款可以在朋友间时刻实现位置共享的手机服务程序“Zenly”在高中生中广泛流行。虚实连接的融入体验，也让Z世代有机会与不同年龄、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相接触，并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对多元社会的理解与包容。更有意思的是，Z世代的常态是在一个社交平台注册多个账户。例如，88.5%的Z世代拥有多个照片墙（Instagram）账户，平均为2～3个账户，有些人甚至拥有10个账户，扮演不同的角色，表达不同的喜好。当他们的喜好改变时，便会删除他们的账户，放弃他们其中的一个社交网络属性。这使Z世代的社会生活充满可变的挑战，也给予了他们不断追求理想自我的可塑平台。

重新审视周边一切固有事物

　　无论是“低欲望社会”还是“不合理的游戏社会”，都是政府经济社会政策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运行反应。日本也在不断探索新的解决之路。日本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安倍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其使用的在20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工具，可能并不适用日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利率调节只在“欲望过剩的社会”中发挥作用。日本经济的关键在于厘清“低欲望”背后复杂的社会运行机理，释放社会活力。正因如此，大前研一提出，让经济回归“人”的探索，让“向内看、向下看、向后看”的年轻人成为社会的中心，只有这样，才会让“欲望”绽放出人文主义的魅力。

　　尽管已聆听到时代的先声，但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仍会在一段时期内身陷困顿。在这场规则与资源分配极不“不合理”，却又需要一路打怪升级的社会游戏中，应该如何选择生存的道路？对于这一现实层面的终极追问，日本社会学者广末登似乎给出了一个理想主义式的过关“秘籍”。他认为，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增强的自由主义现代社会，必须接受“变化”才是常态，应重新审视周边一切固有的事物。但一切选择的源头与道路指向的终点，是每个社会个体。最好的方法是按照自己的步调行走，并在倍感孤独时，用一切方法分享我们关于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智慧。这一声音仿佛穿越千年，让人重思那句镌刻于神庙上的先哲箴言：认识你自己。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