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9～14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马不停蹄地访问了七国集团（G7）中的法意英加美五国。岸田此行名义上是为将于5月在广岛召开的G7峰会展开铺垫，但他显然借此积极展示日本与西方主要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团结与协调，包括极具战略指向的经济安保和军事同盟。结合2022年12月日本出台抛弃“专守防卫”原则的安保三文件来看，岸田政府欲借乌克兰危机、中美战略竞争和北约入亚等国际形势变动之际，加速走上架空“和平宪法”、重启军事大国路线的意图昭然若揭。在日美同盟基础上，日本已经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RAA）强化日澳、日英同盟，还将与更多的欧洲强国建立此类泛化同盟关系，拖欧入亚，实现“阵营遏华”。

甘当北约“带路党”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就积极推进在日美同盟基础上构建泛同盟机制。同时，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收缩，日本也担心美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有足够的实力与意愿提供维护国际安全的“公共产品”。日本据此加速做出了战略调整，尤其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一方面加速推进战略自主性，增强自身军事实力并拓展战略空间；另一方面，为尽可能将美国的战略资源拴留于亚太，提出并引导美国接纳“印太”战略理念，还在美国强化遏华战略背景下，主动将欧美军事力量引入亚太，以防在亚太地区出现能够挑战日美同盟的“敌对国家”。

　　日本实施泛同盟战略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澳、日英签订具有同盟意义的RAA协定。早在2013年，日英就签署了《国防装备合作框架》和《信息安全协议》，2017年12月双方确认是在欧亚“安全保障方面最紧密的伙伴”，2022年5月就构建“安全且信赖度高”的第五代（5G）移动通信系统而合作达成了共识。岸田在此次访问中，于1月11日与英国首相苏纳克签署日英RAA协定，规定日英双方可互相部署军事力量，并规划和开展更大规模、更复杂的军事演习。这成为自1921年华盛顿会议终结1902年组建的“日英同盟”以来两国关系最重大的调整。日本外务省称，此次日英军事合作的背景是基于两种对既有国际秩序的挑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入”和“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日英“泛同盟关系”实质上成为日本寻求欧洲强国力量进入亚太的样板。2022年1月，日澳签署了RAA协定。

　　此外，岸田与法意加三国首脑的会谈基本围绕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双边关系。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他表示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还大谈欧洲与“印太”安全保障密不可分，推动两国经贸及共同军事训练等实质性合作。两国计划在2023年上半年举办2+2会谈。在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谈时，他重提2022年底发表的日意英三国共同研发下一代战机的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将日意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并建立外交、防卫之间的协议。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谈时，他表示“两国是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共享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律支配等普遍价值……为维持和强化国际社会总体和平与稳定，与加拿大进一步加强合作”。

　　二是G7峰会。岸田强调，需要在峰会上明确表示，G7坚决拒绝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及核武器的威胁与使用、坚持维护基于国际法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决心、团结一致强化对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支援。

　　三是地区安全问题。岸田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还就朝鲜半岛局势分别与三国确认了紧密合作应对的相关事项。

　　岸田通过此访进一步加强了日本与法意英加的安全与产业链合作。他不仅向各国展示了发展军事力量的战略决心，还重点将G7的欧洲力量引入东亚。总体上，岸田的手法是在安倍推行的日美安保机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基础上，实施主动引导欧美强国军事安全力量进入亚太的战略换档，以此来强化与北约的军事力量合作，助推日本军事大国化，试图在东亚制造出足以牵制中俄的“阵营对立”。

日美首脑会谈是重中之重

　　深化日美同盟是岸田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在岸田抵美前夕，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举行了2+2会议，双方将改编美军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组建“更灵活、快速、适合离岛作战的濒海作战团”，将《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的“共同防卫”范围扩展至太空。

　　在安全领域，岸田向拜登说明了日本新制定的安保三文件的内容，确认两国国家安保战略是统一的，并表示要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力。

　　在经济技术领域，他表示将致力于强化和扩大双方合作，确保供应链的强韧化和半导体领域的合作等。

　　在地区层面，他强调日美在东亚和“印太”面临着二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不仅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还有日本周边国家不断增强核导弹能力，凭借实力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等。

　　针对今后日美关系，岸田提出了三点主张：加强以G7为中心的“同志国”团结、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是日美两国的核心课题。

泛同盟战略及制造东亚军事对立

　　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是日本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但日本各政治派系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做法有较大不同。按照过往判断，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岸田的“人设”应属持谨慎态度的“蔫人”。他出身于“保守本流”宏池会，该派在安全和对外政策上属于鸽派，重经济、轻军备。岸田的性格较为“优柔”，为人处世较为“谨慎、稳重”，并多次强调自己擅长“倾听意见”、善于与国民沟通。然而他上台以来，对内政、安全与外交方面的反对声音持充耳不闻的态度，执意不断干“狠事”，制造东亚军事对立。

　　其一，内政乏力，外交来凑。岸田在2022年未能有效地落实“新资本主义”执政理念，使得他主张的经济增长和分配良性循环的目标落空，日本经济因此面临日元大幅贬值和通胀加剧的巨大压力，加之国内需求疲软、经济复苏乏力，导致国内民众生活困难、满意度快速下降。到2022年12月，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已经跌破30%的“执政危险”水平，民调投票比例最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其经济政策不抱希望”。岸田只能加大外交力度，希望通过其擅长的外交领域为自己执政加分，以提振内阁低迷的支持率。

　　其二，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的“政治领导力”。日本在2023～2024年将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此外还是2023年G7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在广岛主办G7峰会。日本战略界普遍认为需要抓住这些机会，在当前国际局势剧烈变动之机拓展日本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影响力。1月5日经产大臣西村康稔访美为岸田打前站，在华盛顿发出与日本自身实力和地位不相符的口号——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岸田在出访五国之后也明确表示，日本担任G7轮值主席国不能只是召开G7峰会，还肩负着“主导国际社会一年的重任”。

　　其三，争取美国对日本战略调整的支持，形成内外合力推动日本重返军事大国行列。岸田与拜登就未来的日美分工进行了磋商，改变美军为“矛”、日本自卫队为“盾”的传统格局，日本自卫队不仅要当“矛”，更要充当进攻性的“矛头”。拜登对日本加强防卫政策表示肯定，并提出将会以核武器在内的各种武器帮助日本建设“防务”。

　　其四，为美国先一步进行战略部署，搭建亚太版小北约框架。岸田将乌克兰危机与台海问题列为此行主要议题并将二者捆绑，渲染地区安全局势，这是在国际上赤裸裸实施渲染周边局势的“认知战”。自身实力日益下降的美国也乐见日本积极扮演马前卒的角色，而协助美国并填补美国遏华战略中硬实力不足的缺陷也成为日本战略调整的关键。岸田基于其长期外交经历，认为可以通过与其他西方国家共同签署军事介入协议并打造亚太版小北约，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美国对日松绑。在访美之际，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拜登的口头承诺：“美国全面、彻底、毫无保留地致力于两国同盟关系，其中更重要的是致力于日本防务。”

　　此外，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利用北约在西线对俄施压的战略目标逐步落实并加快推进“北约东移”，在2022年上半年还提出将北约引入亚太的战略构想。其后的北约峰会邀请了日韩澳新等亚太盟友国家领导人出席。法意英加作为美国的盟友，需要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做出积极回应。在它们看来，日本是北约进入亚太的重要伙伴和战略抓手，经济和军事潜力巨大，且高度捆绑美国战略。

　　岸田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以泛同盟机制制约中国的做法：“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中国带来的挑战应该通过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同盟国、同志国的合作来应对。我们需要让中国做出战略性的判断，遵守已确立的国际规则，不能以与之相仿的形式改变国际秩序，不至做那样的事。”从“蔫人”岸田执意干“狠事”来看，日本政坛传统的“鸽派”力量已经出现严重右倾化，整体政治环境加速倒向保守右倾。日本政坛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二战前曾有过的怪现象：政治家若要稳定执政、统御右翼，要么自己得是右翼大佬，要么就要在政策上比右翼更右。这种现象曾直接导致日本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极端扩张道路。岸田的泛化同盟战略足以表明，日本政坛的“鸽派”选择了走更为“鹰派”的路线。（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