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月，东京的早樱已经盛开。但日本民众应该没有忘记新年伊始便不期而至的“十年一遇”强大寒潮，也没有忘记“寒意”似乎从2022年10月便已开始积蓄。去年，伴随日元的大幅贬值，以美元计价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开始出现萎缩，削减了国家的大量财富。官方数据称，第三季度的日本GDP年化下降1.2%。与此同时，日本企业破产数也达到了五年来的最高值。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2022年贸易逆差创下40年来历史最高纪录。种种迹象下，有经济学家提出，日本GDP今年或将被德国超越，跌至世界第四。在全球疫情常态化、经济发展放缓、通胀压力加大、大国博弈激烈化、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岸田首相支持率走低等诸多要素作用的迭加振荡下，日本社会脆弱性凸显。这会导致“M型社会”不断坍缩，阶层分化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更为严峻。 

“异次元少子化对策” 

　　“人”是一切改造世界活动的起点与终点。而持续恶化的少子老龄化趋势及由此引发的严重人口萎缩，一直是日本经济社会一项严重的脆弱性。特别是近年，受疫情影响，日本人口呈现加速减少的危急态势。对此，对“人”的投资与分配，成为2022年岸田政府上台后提出的“新资本主义”施政计划中的四大支柱政策之首。然而据统计，2022年日本全年出生人口低于80万，再次刷新2021年出生81.1万人的历史最低点。2017年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曾推测，日本的出生人数会在2030年跌破80万人。但少子化的“加速度”已使日本人口危机提前凸显，形成“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的新局面。同时，首都东京的人口出生数已连续六年减少，总和生育率跌破1，少子化程度被异常关注。 

　　作为应对，2023年1月4日，岸田在新年记者招待会的演讲中提出了“异次元的少子化对策”，引发舆论热议。23日，岸田在国会演说中强调，因一直以来的少子化措施并未见效，日本需要的是异于以往的解决方案。这次改革将是一次全世代型社会保障改革，无论年龄与性别，所有国民都将参与到阻止少子化持续恶化的进程中来。但就目前而言，岸田提出的三大主要措施——扩大以儿童津贴为中心的经济支持、充实产后护理及儿童课后保育等服务、推进育儿友好的工作方式改革——并未脱离以往政策框架。内容细节上，政府正在考虑为照顾儿童的企业提供支持，包括那些照顾0～5岁学龄前儿童的企业。同时，政府也在筹划，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儿童保育资助。另外，自民党与公民党围绕儿童津贴发放方案仍有争论，但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大幅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据估计，总费用将达五万亿日元，占到将于4月正式成立的“儿童厅”的总财政预算的1/4左右。 

　　虽然岸田的少子化新政从资金规模上可称“出手阔绰”，但究其实质，依靠“砸钱”办事的资本手段未必能如其所愿、跳脱出既有维度。由此可见，新政策将起到一定刺激作用，但逆转大势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大。日本形成少子老龄化状况的症结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在于国民的生育观念不断变化。虽然简约化的政策手段对外在生育环境改善会起到积极作用，但却很难对人的内在“价值意愿”进行同步调节。这正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言，生育的前提是，你已经证明了人生是快乐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也许只有当“人”不再是资本逻辑的载体，不再是资本为了谋求增值的手段和工具时，才能真正走出“低生育陷阱”。 

新社会阶级分化日渐明显 

　　正当政府就少子化新政进行热烈讨论时，专栏作家荒川久和在报道中写道：“被称为东京富人区的中央区，是东京23区中总和生育率最高的。自2015年以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4 2以上，2021年也达到了1.37。结婚生子俨然已成为富人的特权。”这揭示了人口危机背后的另一个脆弱面，即日本社会阶级分化严重的现实。 

　　在小泉政府时期的2006年，“格差社会”一词受到日本各界热议，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的“M型社会”的概念亦由此而来。此后，日本阶层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2018年，早稻田大学桥本健二教授在《新日本阶级社会》中，以数据量化研究的形式，观点鲜明地指出，日本已从“格差社会”进入到“新阶级社会”。根据桥本的划分，现代日本社会有五类阶级，分别为资本家阶级（拥有五名或以上雇员的企业主和管理人员）、新中产阶级（经理和专业人士，如医生和律师）、旧中产阶级（自营职业者、家族企业业主）、正规就业者、下层阶级（非正规劳动者、农民等）。而近年，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下，阶级之间的鸿沟继续扩大，甚至打破了日本国民心中隐约残存的“一亿总中产”的思维模式。 

　　2021年，桥本教授又以这五类阶级为对象，对他们在疫情前后的生产生活变化再次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两个阶级是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相比2019年，两个阶级在2020年的年收入平均分别减少约15.8%和12%。旧中产阶级的贫困率也从15.5%上升到20.4%；下层阶级的贫困率从32.7%上升到38%。虽然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新中产阶级并没有受到疫情的过多影响，却并不意味这一阶级可以高枕无忧。恰恰相反，他们的危机正在来临。 

　　目前，本田和松下等大公司已经推出了“提前退休计划”，目的是提高资本生产性，对生产力和创造力较低的高级员工进行变相裁撤，并由知识结构较新、有快速适应能力的年轻人来填补空缺。这意味着，一场属于新中产阶级的内部斗争即将拉开帷幕。尽管大多数日本人的中产阶级意识已经淡化，但新中产仍抱有位处“中上层”的优越感。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固有认知图景也很有可能被颠覆。 

　　日本阶级之间贫富差距加大的直接后果是，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已经从疫情前的900万向1200万人口激增。同时，贫困化的状况将在不同代际间发生连锁性的传导反应，通过教育、就业、结婚、生育等人生选择，使“上级国民与中流贫民”的两极化分裂被逐渐固化，阶级级间跃升难度将加大。 

消极的利己主义心理弥漫 

　　人口萎缩、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凸显的日本社会，出现了与之相适配的社会文化心理。同志社大学教授太田肇在其2 0 2 2年出版的新书《不作为的日本——消极利己主义的构造》中，将这新世态概括为“消极的利己主义”。这是一种社会整体表现出的消极行动意识，认为“不做就是最好的”。太田教授指出，这种不愿尝试改变现状的“不作为”并不是人们简单的被动性行为，而是一种经过利弊权衡的主动性选择。年轻人低欲望，不愿结婚生子，不愿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不愿选择出国留学或工作；中年人在职场上没有工作动力，消极怠工；而女性因社会地位没有得到尽如人意的改善，难以活跃于社会。 

　　形成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因素在于社会体系的空心化及其引起的一系列社会行为失范。2022年的日元贬值，让人们关注到日本工薪族的工资水平在“失去的3 0年”几乎没有涨幅。依附于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代建立起来的年功序列制，在经济持续衰退的进程中，愈发缺乏实在利益的有力支撑，使组织体系艰难维系。随之，集团主义心理也在逐渐松动、瓦解。在经济关系的变动下，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出现了泛空心化现象，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爱”之情日渐淡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曾在家庭中有被“爱”的经历、未学习过正常的情感交流，成年后也没有能力正常恋爱、回馈社会，以致于社会性孤独者越来越多。对日本大学生来说，如何回答自己是否有“朋友”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大多数年轻人的回答是，大家是“认识的人”。对此，日本一些社会学家呼吁，为了恢复经济指标，我们实际上必须要恢复社会指标。社会指标是福祉指标。例如，“家庭关系指标”，由父母与子女相互尊重的程度来衡量。然后还要构建“自尊指标”，这是指能衡量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让别人为你感到骄傲的能力。这可以从根本上重建人的自身价值，让人们重新相信，只有尊重、友爱、给予等“利他”性的情感和行为，才能带来幸福。 

　　18世纪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国富论》的著者亚当·斯密曾在其巨著《道德情操论》中论述到，只有当人们有同情和陪伴的能力时，市场的无形之手才会发挥作用。要使市场运作良好，你需要有“把别人的悲伤当作自己的悲伤的能力”。这也是亚当·斯密著名的经济伦理思想。近代以来，日本同样不缺乏有类似思想的大企业家，如较早时期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经济伦理观、不久前去世的“平成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利他经营”思想等。如果这样来看，岸田内阁的“新资本主义”口号下的经济社会改革，实则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