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缘政治迷思”危害地区和平
吴怀中
历史上，日本对自身所处的地缘条件殊为敏感，由于资源极其匮乏、对外依存度高、缺少战略纵深、大国环绕周边，其主观“生存焦躁”容易转化为过度反应并对外扩张。现实中，在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眼里，除与常有矛盾的韩国难以开展互信合作外，东北亚四个近邻中的三国——中俄朝皆对日构成安全威胁或挑战。其中，中国的发展壮大与两岸统一被认为对日本生存空间造成严重挤压。因而，“高市们”将日本的安全出发点建立在“迄今最为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上，一贯渲染“中国威胁”“台海危机”“东海风险”等地缘紧张局势。近期，高市本人更是妄言“台湾有事”可能触发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在上任之初即着手大举加快日本的国防建设与扩军进程，使东亚地缘政治格局进入新的博弈动荡期。
剑指台海的地缘政治战略
高市在多种场合宣称，“台湾与日本领土距离至近，日本重要的海上交通线、能源运输通道与海空防卫圈，都与台湾及其周边区域直接交汇；中国如果遂行‘武统’，就能将台湾作为战略资产，威胁日本的海上航道乃至领土安全，并能改变东亚权力平衡与地缘战略格局”。2025年4月，高市作为自民党政调会长窜访台湾地区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由于日本是岛国，任何威胁海上航线的地区冲突，包括台海冲突都可能威胁日本的能源资源安全与国家生存。基于此，“高市们”不断推动各种地缘政治动作。
首先，直接为“台独”打气站台。例如，高市在4月窜台期间，鼓吹“强化日台安全合作”以及打造双方“准同盟关系”；7月，在东京会晤“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表达对“台独”的支持；11月，其又高调妄言“台湾有事”可能触发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等。
其次，拉动美国“下场”，确保美国介入“台湾有事”。4月，高市表达了对美国不可预测性的担忧。因此，高市上任之初即竭力“媚美拉美”，呼吁加强同盟关系，并图谋以“战略清晰”表态绑架日美同盟介入台海，增强美方下场动武的决心。
最后，在“印太战略”框架内发力构建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意图在中国周边形成一体化的涉台联动威慑体系。高市在此次竞选首相期间，重申要实现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加强日美澳印“四方合作”等以对抗中国。4月窜台期间，高市建议上述四方加上菲律宾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准安全联盟”或更强大的安全网络，以相互合作、保护彼此安全。
背后是陈旧落伍的地缘政治观
高市近年有不少著书立说、访谈评论，从中可以看到其对日本地缘环境的如下认识：日本是资源匮乏的岛国，属于“贫乏国家”之列，需确保大量关键能源资源；周边大部分国家对日形成安全挑战或威胁，尤其是大陆大国中俄造成的影响更大，中国更是“最大战略挑战”；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要靠海洋通道来实现，“海上生命线”极为重要。可以看出，高市的地缘政治思想并非只有单一的思想或理论，而是融合了马汉“海权论”、麦金德“陆权论”、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甚至豪斯霍费尔“生存空间论”的“岛国生存逻辑”复合体系。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缓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与区域一体化并行发展，日本的地缘战略原本可以朝着进步、务实、均衡和多元的方向演进。但以高市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至少在地缘政治思想方面，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返祖”现象，更多继承了斗争、排他及阵营对立等陈旧落伍的糟粕。不仅高市自身，其依靠或咨询的幕僚与智囊人士，例如尾上正定、市川惠一与兼原信克等，也都是古典地缘政治学的信奉者，只不过他们加入了一些诸如“自由民主”等的新元素。
日本长期存在“大陆威胁论”的地缘焦虑，大陆国家一旦强盛即感到不安，这其实也是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逆向反推，即麦氏理论被日本从大陆外围的视角解读为亚欧大陆的强国崛起及秩序变动，直接影响日本的安全与利益，因此需要强力干预，制衡大陆强国的影响。
为此“干预”提供理论工具的是两大地缘战略思想。近代以来，日本战略及安全界把马汉“海权论”奉为圭臬，认为控制海洋通道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而海洋不仅是防御屏障，更是对外获取资源、拓展影响力的载体。“海洋本位”的身份认同决定了几乎所有日本安全及外交战略都会与海洋或海权挂钩，其中也包含多种现代升级版，例如各种“海洋国家论”“海洋民主联合论”等。
此外，当今日本战略学者信奉的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为此也提供了理论依据，即通过联合外围海洋国家对强盛大陆国家形成包围与制衡。安倍早期执政时提出的“两洋交汇”，麻生在外相时代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以及当今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核部分——小多边与“准同盟”海洋安全合作，都可以算是一种理论衍生及其具体运用，皆是主张从亚太或“印太”大陆的边缘地带对华进行遏压。在这种地缘政治观与国家安全观影响下，高市或许认为，从最实际、最深刻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角度进行表述，应该更能调动涉台的日本民意转换、危机生成和共识达成。
“高市们”应有的正确地缘战略
高市以对华强硬的立场著称，并且长期以来明里暗里支持“台独”。中国台湾被“高市们”认为是当今日本地缘政治战略的焦点及对华较量博弈的关键。
然而，“高市们”应当明白一个道理：“两岸统一对日本的生存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观点，完全是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台海局势的紧张正是由于“台独”及其背后的美日军事威慑部署引起的，这种意在吓阻两岸统一的过度威慑才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冲突和战争，使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与侵害。
以高市为首的亲台右翼势力正在加强双方安全接触，鼓动“台独”势力，并策动美国强化军事威慑，这些行径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与基本原则，危害战后国际秩序与法理准则。日美如此政策行为如果猖獗到越过了临界点，就只能使中国得出和平统一可能性已然消失、使用武力捍卫领土主权完整是必然选择的判断。
与“高市们”的所谓担心正好相反，只有两岸统一，东海才会是和平之海，太平洋才是真正的太平之洋，日本才不会卷入战火，更不致“引火上身”。所以，“高市们”最好早点想明白，聪明而有效的地缘政治战略与国家安全政策，恰恰是要让中国相信其正当利益并未受到威胁，并且不让在日的日美军事基地成为干预中国台湾及中国国家统一的战争前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叙事与行为逻辑
蔡亮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选举标语是“日本又回来了”。从她当选后的一系列言行来看，显然指的不是一个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训、反思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承诺的日本，而是意味着新军国主义沉渣泛起甚至甚嚣尘上的日本又回来了。虽然她执政时日尚短，但已经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战略上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乃至战争风险，国际社会需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存亡危机”：新旧军国主义抬头的叙事模板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起于明治时期，兴于战前昭和时期，核心特征是军事至上与霸权主义，将对外扩张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最高手段，最终让日本蜕变成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但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军国主义将日本的命运押注于战争豪赌的过程中，一系列“存亡危机”事态渲染总是如影随形，几乎构成了近代日本走向扩军、对外干涉甚至战争的经典叙事模板。
二战前，日本正是利用这种“外部威胁”叙事不断扩张权力。无论是所谓“朝鲜半岛局势紧张”，还是“满洲治安恶化”“中国敌意增强”，都被军部包装成“关乎国家生存”的重大危机。一旦危机框架形成，军费扩张、海外驻军、吞并领土便可顺理成章地推进。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及之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部不断向国内灌输“若不扩军，日本将被列强挤压至死角”的恐怖叙事，使战时体制在恐惧氛围中迅速全面化。最终，日本不仅制造了亚洲浩劫，也在侵略扩张的迷狂中导致国家崩溃。
日本战后改革铲除了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但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从未消失。在美国的包庇纵容下，大批战犯、被褫夺公职的人员重返政界、重掌权柄，这直接导致战后日本政治承接战前政治，不仅阻碍了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更为其推动修正主义历史叙事和新军国主义抬头埋下了结构性伏笔。也因为如此，打破“专守防卫”原则，加快重新武装步伐一直是新军国主义的狂妄执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一次日本扩大军事预算、放宽“专守防卫”、重新解释宪法，都几乎伴随“周边威胁”的刻意强化，用来突破原有的法律限制。如2015年“安保法制”改革前夕，日本政府便是在“周边局势急剧恶化”的框架下，通过扩大对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打开了战后安全政策最大的一道口子。
概言之，将危机叙事作为突破和平体制的工具，在日本历史上早已有之。高市试图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来推动军事松绑，其逻辑与战前军部利用“危机情绪”强化军权的模式高度相似，即先制造恐惧，再以恐惧为依据推动政策变化，使民众被动接受本来难以接受的军事化举措。
高市谬论暴露新军国主义“以台制华”野心
新军国主义对照战前军国主义的概念，虽然不再主张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扩张，但其国家主义、军事至上、极端排外主义倾向与传统军国主义的思想内核高度契合。而这些思想特征及风格特质，在高市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市及其背后的极右翼保守势力一贯秉持错误的二战史观，顽固参拜靖国神社，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正名”为“国防军”，延揽军方背景人员参与决策，已引发历史修正主义、军事扩张和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等多重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军国主义的叙事逻辑中，中国一直是其刻意“抹黑”的对象，为了遏压中国，日本热衷于在台湾问题上制造话题，妄图推动“以台制华”。高市有关“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新安保法下“存亡危机事态”，“从而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等言论，与战前军国主义借口“存亡危机”而发动对外侵略何其相似，哪怕明知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但其思维逻辑还是日本若不出手就将陷入“存亡危机”。她这种将日本军事行动与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挂钩的双重挑衅，实质上就是新国家主义的真心独白。
首先，高市将台湾地区的法律定位套用非法的“旧金山和约”推导出所谓的“主权地位未定”，并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或避而不谈，或含糊以对，就是妄图否认台湾主权归属中国的事实；其次，将台湾地区定位为日本“生死攸关的利益”，进而视之为“日本国家‘存亡危机’的一部分”，堂而皇之将其纳入日本防御体系；最后，将中国追求国家统一的立场“抹黑”为意图用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而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反倒自我“漂白”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的“正义之举”。这种赤裸裸的侵略和扩张逻辑，实际上是在法理上和国家关系上颠覆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颠覆中日不再战的基础，因此中日关系正向近年来最低点滑落，责任全在日方。
新军国主义推动日本全面铺开“战争准备”
如前所述，高市的涉台错误言论绝非孤立的个人行为，其背后是日本国内企图为军国主义招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右翼逆流。因此，与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互为表里的是，日本不断加速“军事自主化”的进程，持续推进军事外向化和作战能力建设。例如，日本正在推进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谋求将行动范围从本土及周边拓展至“全球常态化部署”，并通过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推进构建日美联合指挥体系。又如，日本已先后与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强化“日美+”小多边军事协作。更有甚者，高市还妄图适时修改“无核三原则”。可以说，“和平宪法”所确立的“专守防卫”原则不断被日本政府披着“国家安全”“自卫行动”等外衣，在持续“漂白”的过程中加以突破，日本的“战争准备”正全面铺开。
不仅如此，高市已经将2025财年的防卫费提升至11万亿日元，提前两年实现了防卫费占GDP2%的目标，进而计划在2026年对新“安保三文件”进行修订，就废除限制日本武器出口用途的措施等展开全面讨论。其重点是为有效应对所谓“台湾有事”，持续强化在西南方面（即九州到琉球一线）部署军力的步伐，以构筑一道可以将宫古海峡、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包含在内的对华军事封锁线，同时将琉球群岛打造成针对中国沿海经济命脉的“前沿阵地”。
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加紧打造导弹部队，拟于2026年部署射程1000—15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岸舰导弹，2027年列装HVGP新型导弹（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海上自卫队则计划在2026年组建多个新型水面作战群，配备2艘可搭载F-35B舰载机的“出云”级航母，将对岸、对海作战半径增至上千公里；航空自卫队通过引进美制隐身战机并升级现有武器投射平台，也在加快强化远程精确空地打击能力。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缅怀过去除了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外，也需要时刻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抬头，呼吁国际社会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而高市对华的强硬立场、对修改“和平宪法”的热衷，以及她随时准备以“存亡危机”的措辞来框定地区局势，尤其是台湾问题，都表明她本人及其支持者浓烈的新军国主义倾向的抬头。这些动向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推向灾难深渊的危险试探，而非仅是一种抽象层面的臆念，因此我们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破坏。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马千里
代表右翼势力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7日在国会答辩中公然发表涉台谬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随后玩弄花招、拒不撤回。在两岸中国人民同声挞伐高市干涉中国内政、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时，代表“台独”分裂势力的赖清德竟指称“中国对日本进行复合式攻击，严重冲击‘印太’和平稳定”，“呼吁中国不要成为麻烦制造者”。“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甚至在2026年度预算中编列经费，规划2026年8月派员前往日本防卫省、防卫大学等核心军事机构访问。这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进入公开军事勾连的新阶段。为警醒世人，有必要对二战后这两股势力勾连的历史阶段、新深层动因及现实危害进行系统分析。
二战后两股势力勾连的历史阶段
二战后的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没有放下觊觎中国台湾的执念，与“台独”分裂势力相互勾连。实际上，“台独”分裂势力就是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培植和扶持下壮大起来的。二战后两股势力的勾连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非军事手段勾连阶段（1945—1996年）。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驻台日军“主战派”勾结台湾地区少数“皇民化”分子妄图以台湾地区残留的日军为后盾，制造二战后首次“台独”分裂活动。遭到失败后，日本右翼势力在国内外因素制约下开始以非军事手段不遗余力支持“台独”，致使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台独”分裂势力坐大的温床。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政界右翼势力成立“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青岚会”等多个组织支持“台独”活动。1988年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逐步纵容“台独”并成为“台独”分裂势力的总代表。日本政界右翼势力开始支持台湾当局，敦促日本政府政治上提升双方关系、经济上密切合作。1993年台湾政界人士钱复访日，受到多位政要接见，被日本右翼势力视为双方关系的“转折点”。
暗中军事勾连阶段（1996—2025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军事现代化稳步推进，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兴起。为分裂中国，两股势力在非军事手段勾连基础上，逐步加强暗中军事勾连。1996年3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与应邀访日的台湾政界人士丁懋时等就中国大陆军演和海峡形势秘密交换意见，标志着两股势力开始进入暗中军事勾连阶段。在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下， 日本政府模糊处理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有关“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问题的内容，为干涉埋下伏笔。2005年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首次明确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列为两国“共同战略目标”，暗指日美有可能联合武力干涉台湾问题，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两股势力还通过建立准军事交流机制等方式加强军事勾连。2012年底，持右翼政治理念的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并长期执政，开始从地区战略高度视台湾地区为亚太“价值观同盟”核心成员，加快琉球群岛军事部署步伐，并强行出台“新安保法”炮制“危机存亡事态”法律概念，为两股势力公开军事勾连进行法制铺垫。2016年“台独”分裂势力代表蔡英文上台后，安倍内阁积极推进“协防台湾”，图谋“以台制华”。2024年顽固“台独”分子赖清德上台后，双方暗中军事勾连进一步升级。2025年3月，“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聘请日本自卫队退役高官岩崎茂为“政务顾问”，被认为有意让其扮演军事勾连媒介。此外，日本智库预设“台海战场”，多次拉拢美国举办“台海军事推演”，拟定“武力攻击、存立危机、重要影响事态”等场景应对举措，为两股势力公开军事勾连做好各项准备。
公开军事勾连新阶段。高市谬论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公开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军事勾连信号，得到“台独”分裂势力的应声支持。从高市拒不撤回错误言论，并积极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推动敏感岛屿导弹部署、修改“无核三原则”、提前实现防卫费占GDP2%的目标、表态要当北约“亚太化”马前卒及在钓鱼岛问题上故意激化中日矛盾来看，日本右翼势力挑衅中国是蓄意为之。
两股势力勾连进入新阶段的深层动因
“台独”分裂势力自知仅凭自身力量无法实现险恶目标，希望得到地区大国日本的公开军事支持，不过日本长期以来碍于国内外因素制约一直未敢公开军事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因此，从直接原因来看，两股势力勾连进入新阶段主要是因为执政基础脆弱的高市试图为自己赌一把，捞取政治资本，为日本“修宪扩军”寻找借口并测试美国的反应。从长远的历史视野观察可以发现，两股势力进入公开军事勾连新阶段也有着深层动因。
其一，“至尊意识”和“分裂意识”是两股势力在面对中国崛起和持续推进国家统一时的“恐慌共振”。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有日本人普遍拥有的“大国意识”，还有着“让日本成为世界至尊大国”的强烈意识，其所坚持的天皇中心主义思想即蕴含“天皇是世界各国至尊”的意涵，无法容忍长期被它视作侵略对象的中国实现崛起和国家统一。
其二，“台湾情结”和“日本情结”长期发酵后形成“疾病合流”。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实际上是殖民者情结、地缘政治情结和“至尊意识”共同作用下的病态心理产物。“台独”分裂势力的“日本情结”则是台湾地区部分被殖民者对殖民者产生的畸形认同。二战后在台湾地区经济长期依附日本的催化作用下，混合着“台独”分裂势力“倚日谋独”幻想，经过“台独”分裂势力长期宣传引导形成扭曲型情感依赖。两股势力经过前两个历史阶段的长期勾连，致使两种情结长期发酵后形成“疾病合流”，公开军事勾连就成为合流后的疾病表征。
两股势力公开军事勾连的现实危害
两股势力公开军事勾连将给二战后国际秩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家统一进程造成严重危害。
严重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两股势力公开军事勾连严重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东亚地区曾饱受列强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摧残蹂躏，当前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整体上实现了地区经济繁荣、和平稳定。两股势力公开军事勾连将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加剧东亚国家安全困境，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台独”分裂势力与日本右翼势力公开军事勾连，实际上成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帮凶。
给中国国家统一进程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台独”分裂势力通过制造“信息茧房”，鼓吹“台湾有大国日本的军事支持”，给亲日势力造成可以“倚日谋独”的错觉，对当前支持两岸统一的积极声音带来消极影响。对此，中方将坚决行使《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赋予的自卫权，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作者系西南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