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9级强震突袭日本，日本国民面对大灾时的冷静与从容赢得了世人慨叹，中国也对日本灾后表现出的“国民秩序”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当我们肯定日本地震防灾减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不应忘记这个“居安思危”的民族在地震中经历了堪比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福岛核泄漏灾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视灾害防御的国家却一直经历大灾，这看似矛盾的表征值得深入反思。　　  

　　一直以来，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以下简称阪神大地震）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福岛核泄漏被视为两起相对独立的灾害事件。回顾国内外既有研究，均少有论及两者相互关联的层面。虽然在灾害理论研究中，我国学者早已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灾害链概念，关注到单一或多灾种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但仅限于灾害因子及自然环境变化的要素讨论，忽视了承灾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复杂联系。笔者试图以环境史为研究视角，在较长历史时段中考察日本阪神大地震的记忆变迁过程，探析地震记忆是如何与自然的不确定性纠葛一处，并在“遗忘—记忆”的动态过程中获得了“重要的连贯性”，从而推动日本灾害文化建构实现有效防灾；同时，地震的经验教训又是如何失效，导致“三一一”地震中发生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导致日本走入另一场灾难。探寻灾害历史的生态演化脉络，不仅有助于破除灾难循环带给人类的迷思，还可以为重塑人与自然之关系提供镜鉴。 

一、遗忘与阪神大地震的发生 

　　与记忆相对的是遗忘，它体现了记忆的不稳定性也让我们失去了从“过去”获得经验的可能。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寺田寅彦便写下了“天灾总是在我们忘记它的时候发生”的名言，警示后人要保持防灾意识。短短70余年，阪神大地震便成为另一场震惊日本的“意外之灾”，它不但使地域社会遭受重创，甚至打破了日本战后50年创造的地震安全神话。 　　  

　　事实上，阪神大地震的严重灾情正是日本地震记忆危机的反映，而自然在人们记忆变化的曲线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战后的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未经历大灾，除1959年伊势湾台风中出现5000左右死难者外，日本几乎未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的自然灾害事件。得益于自然的眷顾，日本开启了经济高速发展期并迅速崛起，日本学者将此过程视为生存的“侥幸”。阪神大震前，这种幸运之感已四处弥漫，民间甚至广泛流传着“关西地区不会发生大地震”的传言。然而依据自然科学家藤田和夫的“六甲变动说”，六甲山造山运动出现的活断层是威胁阪神地域地震安全的最大隐患。但活断层运动是以数百乃至数千年的时间尺度来计算的，因此对人们而言每次地震都像是一次突然到来的个别事件。历史地震资料显示，10—19世纪以来的千年时段中，阪神地区几乎没有大地震的活动记录。众多地震亲历者也证实：“自己从未在阪神地区经历过小震，更未从老人那里听到任何有关地震经历的讲述。”地震的静稳让人的记忆产生了偏差。　　  

　　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以科技为媒介的人化环境发展，改变了日本的自然认知方式。相比了解自然，日本人更倾向于依赖建筑耐震性。但建筑耐震标准从技术提高到广泛应用，两者并不同步。1971年与1981年，日本曾两次修改耐震标准，连续提高了建筑防震等级。但新标准只适用于新建筑，大量旧有建筑依然存在隐患。不仅如此，日本以往的灾害记忆也未能得到有效的社会整合，转化为连贯稳定的灾害观念意识。二战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防灾减灾以保证经济发展成为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以此为背景，灾害的社会记忆运动由此开始。1960年，日本将关东大地震发生日9月1日定立为国家防灾日。1982年，日本确立了防灾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政治体制进入“地方的时代”，各自治体纷纷设立县级防灾日。宫城县将宫城县冲地震的6月12日定为防灾日；广岛将曾受暴雨灾害的6月29日定为防灾日；岐阜县将1891年浓尾地震的10月28日定为防灾日等。当原本游离于关西地域空间之外的灾害记忆与漫长的地震静稳期重叠，关西民众几乎已将地震的恐怖遗忘殆尽。 　　  

　　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发生后，造成6434名死难者，43792人受伤，大量城市建筑物惨遭损毁。此震不但标志着日本列岛结束了地震平稳期，进入“大地动荡时代”，更以严重灾情后果成为日本地震灾害史中少数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 

二、追寻记忆之场：地震社会记忆的再塑与变迁 

　　对人们而言，死亡是灾难冲击最直接的后果，因而围绕罹难者的纪念便为地震记忆保持了最持久的温度。但一场创伤性灾害事件之后，种种教训很难脱离灾害场景得到完全的保留。因此，记忆需要依附特有的符号与象征物以汇聚集体的认同，从而实现记忆的传承。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他的鸿篇巨制《记忆之场》中提出了“记忆之场”的概念，其所指十分广泛，从纪念物、纪念仪式到教育、国境、历史文化遗产、语言文学等都可被视为记忆的装置物。记忆借助“记忆之场”得以表达与释放，但其形式与内容却受到社会框架的约束，使记忆塑造的过程转化为社会各群体复杂权利介入的关系表达。战后日本受到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政府权利被法律约束。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国家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行动能力，以致阪神大地震后政府救灾行动迟缓，社会反而迸发了自主救灾的活力，使1995年被称为“志愿者元年”。战后日本地震社会记忆正是在此背景下得以塑造与蔓延。 　　  

　　首先，围绕慰灵与镇魂而来的地震死难者纪念活动，是地震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震后不久，广大灾区民众提出要向世人昭示此次地震教训的要求获得政府大力支持。1999年，经过长时间筹备，一处重要的地震记忆公共空间在神户市政府旁的东游园地正式建成。为铭记地震，将灾后复兴的过程传承后世，每年地震纪念日，此地都会举行盛大的追悼纪念仪式，成为唤醒地震记忆的重要场所。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建造纪念碑的方式不同，阪神大地震的慰灵与复兴纪念碑设立在地下，创造出一处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内敛性哀悼冥想空间。纪念碑上镌刻着几乎所有震亡者姓名，并对地震发生时间、震源深度及所造成的生命和物质损害作了清晰而简洁的描述。追悼者们在这里寄托哀思，使灾难的过去与当下的怀想凝聚一处，地震记忆得以不断重构。 　　  

　　地震纪念碑建立执行委员会会长堀内正美在震后10周年的采访中回忆，“震后的第一个彼岸节，人们在烧焦的城市废墟间供奉鲜花、啤酒、果汁等东西，以思念故人，有时甚至还能看到强拉着陌生人倾诉受灾遭遇的场景。这种包涵了个人祈祷与希望对他者讲述的情感动因大概就是纪念碑建造的思想原点”，“纪念碑之所以重要，除了起到抚慰死难者亲属的情绪的作用外，还因为灾后重建会使记忆的纽带消失。因此，这个城市需要唤醒记忆的按钮。为了建立让记忆不断延续的装置，我们一直在做纪念碑地图与交流谈话活动”。　　  

　　震后20余年间，阪神大地震纪念碑建造更是跨越了地域边界向全国场域蔓延。这一特点具有跨时代的历史意义。至2004年，日本各地为阪神大地震所建纪念碑总数已超过230个。神户大学今井信雄教授曾对纪念碑进行过社会学分析，认为按纪念意义，纪念碑可分为面向死者或面向生者而立的碑；按立碑者所属，又可分为学校、地域组织、宗教组织、行政组织、福利组织所立之碑。纪念碑表达的意义以及碑文的叙事框架正是在如此交错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产生。与社会自组织相对，日本政府在地震记忆构建中的政治参与作用并不明显。2006年，东游园地仅增立了皇后支援灾后复兴的诗文碑。2015年5月16日，安倍晋三作为震后20年来唯一参加地震纪念仪式，并为死难者献花的日本首相显得姗姗来迟。在这种情形下，社会记忆的无限膨胀也为灾害认知带来了某些负面作用。由于某些纪念碑上的内容太过简单，反而使地震灾情描述缺位，意义表达晦暗不明。这不仅难以推动地震记忆传播，甚至会使地震的纪念警示功能日渐丧失。2002年4月1日，兵库县正式将阪神大地震纪念日设置为“兵库县安全日”。无疑，纪念日的固定化将地震记忆引向了更为宽广的未来，但随着地震记忆的不断变迁，如何在多元意象中寻求防灾意义的有效传承成为日本社会亟须解决的新课题。 　　  

　　东游园地中另一重要地震纪念物是长燃不灭的“一·一七希望之灯”。地震纪念碑落成后，民众倡议以“温情”“体味”“活着的证明”为象征意义设立纪念灯。灯中火种从地震灾区及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分别运来，合而为一。纪念灯的碑文，记录了受灾者的复杂心绪：“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午前五时四十六分，阪神淡路大地震。地震夺去的是我们的生命、工作、团圆、家园、回忆……我们看到了不能在地震来临前一秒进行预报的人类的极限。但地震留给我们的是温情、体谅、人与人的羁绊、朋友。这展灯将夺去的所有生命及活着的我们的思绪连为一体。” 　　  

　　简短的叙述表达了人在自然面前应有的谦逊，大灾中生命意义的领悟，以及藉由“希望之灯”传递的地震记忆所建立的生死维系。　　  

　　更为重要的是，希望之灯还衍生出分灯仪式，灯火由神户传向全国。截至2003年，全国各地都曾点燃过“一·一七希望之灯”，这意味着阪神大地震的记忆已不再限于震灾之地而走向开放。与此相应，东游园地地震纪念集会时，追悼蜡烛的形状甚至去掉了KOBE（神户）的地域字样。随之，阪神大地震记忆在此后的地震发生中产生了共振效应。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受灾地岩手县大槌町、陆前高田市及福岛县南相马市等5个地区都陆续模仿神户建造起“希望之灯”。灯中火种在神户取得，再带回点燃。逐渐，希望之灯的纪念形式开始适用于其他灾害纪念仪式。2015年8月12日，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岩手县大槌町为纪念2014年广岛泥石流灾害中丧生的死难者也举行了分灯仪式。他们“不仅是为死难者慰灵与镇魂，更将祈求复兴的心情与不忘灾害的愿望与神户、大槌、广岛等地域共同分享”。 　　  

　　除却纪念之物与纪念仪式，那些融入日常风景的地震遗址，也是值得追寻的记忆之场。尽管巨灾之下的生活风景变动阻断了人与城市间原本熟悉的记忆构图，令人产生强烈的丧失感，但那些由不易变动的山川、河流所构成的独特自然环境以及花草、绿树组成的公共环境，却是记忆弥合的重要元素。震后，随着大规模重建的开展，地震痕迹几乎抚平不见，那些附着于灾难现场的地震记忆也随之湮灭。 　　  

　　面对地震废墟的消逝，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为了不忘记震灾，不仅需要活着的证人，还要保存地震遗迹”，受灾建筑物应作为宝贵遗产留传后代。为此，志愿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保护地震残迹的“记忆神户”（Remember Kobe Project）运动。领导者三原泰治与三原一真在受灾最重的神户长田区寻找具有保存价值的遗迹时，发现了一处经历二战战火和地震双重打击却屹立未倒的残壁，并将之命名为“神户之壁”。此后，“神户之壁”逐渐演变为灾区民众纪念地震的重要场所。随之，市民又将生活美学融入其中，使它逐渐蜕变为日常生活的交流之地，吸引了一批艺术家聚集于此。1997年，市民们甚至自发创作了歌曲《神户之壁》，在当地传唱。可以说，作为地震记忆之场的“神户之壁”已将防灾与社会文化连为一体。1999年2月，“神户之壁”被迁往淡路岛津名町永久保存，它将成为全人类的地震物质文化遗产，继续发出声音。　　  

　　值得指出的是，阪神地区经历重建后，像“神户之壁”一样得以保存的地震遗迹并不多见。神户港震灾纪念公园与神户震灾复兴纪念公园中仅有为数不多的地震遗迹残存。北淡路岛的震灾纪念公园中的野岛断层保护馆，保存了地震活断层的自然痕迹。因此，“神户之壁”的永久保存必将成为日本地震记忆延续中一抹无尽的风景。 　　  

　　此外，神户还创造了用霓虹灯饰品表现地震祭典的人工景观“光之聚”，它试图以艺术之力将地震的自然韵致与人类内在情感谐和起来，以表现生命的感染力。神户“光之祭”还契合了日本战后发光城市发展策略，将地震记忆与神户城市形象建设及旅游结合一体，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光之祭”活动之际，志愿者会走上街头呼吁为世界各地的受灾地区募捐。阪神大地震记忆已经在不断重构中融入了世界灾害记忆体系，为改善灾后人类生存境遇作出贡献。随着地震记忆不断日常化，知识界中一场围绕地震记忆“脱场所化”与“再场所化”的讨论与反思也正在进行。地震记忆正在通过不断的社会交往重塑日本，彰显特定历史时代的意义。 

三、面向自然：日本灾害文化的兴起与教训 

　　地震袭来的瞬间显露了自然的狂野，强烈冲击着人类社会，给人们留下了创伤性的“闪光灯记忆”。但个体的记忆是凌乱、分散与感性的，诸多记忆细节需要在社会集体记忆的框架中不断相互参照、修正，才有可能整合为理性的体系以反映事件全貌，进而获得沉淀与传承。阪神大地震后，人们不断追问自身之于灾害的生命意义，反思地震记忆传承的内涵。经过思想碰撞，一种基于对自然重新理解而生的新观念逐渐形成，推动了日本灾害文化勃然兴起。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中，知识界首先以其敏锐的触觉不断改变着对自然的探索方式与认知范畴。　　  

　　地震后，知识界迅速组成了志愿者组织，工作范围从最初的灾害情报公开、历史资料抢救扩展到救灾记录保存。1995年1月31日，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成立了“阪神大地震支援联络会”（KOBE net东京），他们不仅在东京设立事务所和展示室对民众公开报道灾况，还积极地向海外研究者提供专业资料。同日，神户组成了“阪神大地震当地NGO救援联络会”（简称NGO联络会），设立“文化情报部”，以抢救性保护历史资料。3月，成员们反思了1990年云仙普贤岳火山灾害中没有将救援记录保存下来的问题后，自发成立了“震灾活动记录室”，尝试记录救灾体验并将之作为地震资料保存。4月，在NGO联络会的呼吁下，一批有志于地震记录保存事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成立了“地震记录保存图书管理员网”NGO组织，他们以“不应遗忘，将大地震的记录传递后世”为主旨，推进灾区公共图书馆地震资料收集与保护，并面向公众开放。自此，阪神大地震开创的地震资料保存运动逐渐展开，知识的不断更新成为地震记忆传承的重要形式。　　  

　　神户大学奥村弘教授曾回忆：“震后，一些人开始有意识的进行地震资料的收集、保存工作，这些资料并非自然科学的数据，而是能够表明人们在灾害中如何思考与行动的记录。而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公众对地震资料的大规模利用，这也是日本前所未有的创举。”1995年2月，奥村弘联合关西地区历史研究者，组建了“历史资料保全情报网络”（简称史料网）。他提出，应该创建一种新形式将无数从地震中获得的教训与经验保存、整理、开放，将其作为全人类应对灾害的历史文化中的一部分不断传承。1995年10月，政府正式将该活动纳入兵库县震后复兴计划。1998年4月，神户又成立“阪神淡路大地震纪念协会”。2000年，该组织在国家资助下深入灾区腹地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共有约450名调查员走访了各种团体、组织、企业、灾后复兴公营住宅、城市重建协议会等”。目前，史料网活动范围仍在不断地扩大。2004年，日本在遭受了一连串水灾打击后，青年们纷纷地加入到灾害资料收集与保存运动中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年轻人成为组织的中坚力量。　　  

　　地震资料搜集与保存是阪神大地震给予日本乃至世界的宝贵财富。活动的深入改变了日本对“地震资料”的认知，使之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畴，个人生活记录、震灾体验、传单、避难所板报等，那些突破传统知识的记忆载体都被统合到“地震资料”体系中。2000年，为促进地震资料利用，将之切实转化为社会防灾力，神户建造了“人与防灾未来中心”。　　  

　　在中心诸多先驱性的尝试中，以阪神大地震为契机萌生的人们对地震及其他灾害防灾减灾的愿望正在慢慢实现。日本灾害文化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使应对灾害的知识、经验和教训在更加广域的时空中薪火传承。

　　在灾害文化构建中，教育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近代最早的防灾教育文本可追溯到明治时期的《稻草之火》（英文原名A Living God），但战后日本教课书却对之未加采用。1971年《城市震灾对策推进纲要》制定后，防灾教育逐步被纳入自治体的防灾计划与防灾演练。但阪神大地震后，一位老师却指出，防灾训练并未对防御大地震起到丝毫作用，这是因为学校的防灾训练是以震度3的地震为前提，导致防灾演练模式化，无法灵活应对强震。灾后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还显示，灾区大部分民众甚至毫不了解何为“活断层”。这说明日本的防灾教育体系出现了问题。　　  

　　震后，兵库县开始思考如何将地震教训有效地融入防灾教育中。教育工作者认为，震前防灾教育的最大不足在于仅以防灾演习为中心，没有重视防灾知识的体系化教学。1995年11月，兵库县根据小中高各阶段学生理解力的不同特点，完成了《让幸福来》（日文原名《幸せを運ぼう》）的防灾教材制作。此外，各地学校还纷纷组织学生前往灾区进行地震知识学习与交流，掀起了日本战后防灾教育新高潮。2000年，兵库县立舞子高中正式设立了“环境防灾”专业，成为日本唯一设置防灾教育专业的学校。经过20多年不断发展，日本防灾教育更从最初防灾知识的传授转向舍己为人精神的人格培养。　　  

　　不仅如此，由民众参与建设的新型灾害文化的兴起改变了日本地震记忆与灾害历史的存在方式。一直以来，记忆与历史间存在着复杂的转换关系，历史书写者决定何种记忆得以流传，而更多人群的记忆则被埋没。近代后，日本举凡大震害均采用“震灾志”的形式进行记述。记录形式有地震史料目录表、地震年表、市史“灾害篇”的地震部分、地震灾害地图、各类震后调查报告、应对记录、复兴计划等。受近代记忆媒体变革的影响，照片集、报纸等新记录方式也随之出现。但历史书写者大多是地方自治体、警察、消防等救灾专门机构。战后，伊势湾台风灾害又形成了《复兴志》书写体例。阪神大地震后，受地震资料保存运动的影响，日本社会开始出现留存自我记忆并保存下去的公共意识。市民阶层的自我觉醒改变了历史的认识方式，他们试图将个体的灾害体验编入地震共同记忆之中，从而突破了近代民族国家史学的意识藩篱，重新审视被扭曲的历史。老人、孤儿、女性、残障人士等，那些长久以来曾被遗忘、失去声音的群体成为自身历史的书写者。新形势使曾经作为记忆替代品的档案文书、史料集等再也无法容纳重新建构的记忆本身。相反，自由、鲜活的记忆开始超越科学的历史，并大有取代之势。同时，地震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地震历史的重构力量，也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些围绕地震灾害成因、地震影响、震灾应对、灾民心理等广大学术问题展开的讨论，深化了地震认识并再次汇入地震记忆。　　  

　　阪神大地震的发生促使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风险得以暴露，力量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以自立之精神反躬自省。但东日本大地震后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件却再次诘问了日本的防灾能力。日本政府在事故后仍将这场灾难解释为“意外之灾”，多位政要在新闻发言中含糊其辞，试图将一切责任转嫁给自然力。　　  

　　早在1997年，地震学家石桥克彦便通过阪神大地震看到了日本的危机，最早提出“原发地震”（它是指由地震引起的核电站事故演变为放射线灾害的复合地震灾害）。他指出了阪神地震中虽未曾发生但可能在未来频繁的地震中造成更大破坏的隐患。日本自1963年正式使用核电站以来，到1997年共有51座投入使用中，仅关西地区便有13处，一旦因地震出现问题，后果将十分严重。对此，他曾深刻地批评了政府重视政治经济利益而忽视自然，在错误地震认知基础上进行防灾顶端设计。2007年，新潟中越冲地震后柏崎刈羽核电站危机敲响了原发地震的警钟。虽然当时并未造成核泄露，但核电站变压器在地震中发生火灾的场景已经让日本民众神经突起。事后，核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铃木笃之诚恳地承认：“在核电站耐震安全性的评价问题上，的确存在一种不会发生大地震的侥幸心理。”参与核能安全性能审查的地震学权威学者、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大竹政和也曾直言：“即使对地下断层进行过最细致的调查都必定会有遗漏，对自然需要一种谦虚的态度。”正因自然敬畏之心的缺失，导致阪神大地震以来的地震记忆没有对防灾产生应有的作用。而这个灾害先后继起的过程，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灾害链的作用机制，是在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进程中产生的生态链式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