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结构主义认为, 社会是由包括政治、经济、人口、法律、文化等多结构构成的复杂系统, 每一个处于相互关系之中的“结构”, 其稳定与否决定了社会系统的风险程度。风险社会的形成, 源于构成社会自身的某些结构不同程度出现了风险症候, 并最终传导给整个社会。曾经一度被认为“安心社会”的日本, 由于政治右倾化、经济长期低迷以及少子老龄化与“差距社会”等问题的日益深刻化而出现了系统性风险, 并且风险以相互叠加的方式加速了日本走向“风险社会”的进程。 

关键词：结构主义; 风险社会; 日本社会; 右倾保守化; 少子老龄化; 

 

经历战后重建, 逐渐实现经济复兴和政治民主化的日本, 在经济高速增长、政治长期稳定、社会制度日益完善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 逐渐建立起制度与结构相对健全、稳定的“安心社会”。但不久泡沫经济崩溃, 安心社会遭到冲击, 一直以此自居的日本却因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层出不穷的问题而变得越发“不安心”。为此, 日本政府在2009年发布的《面向社会安心与活力的日本———实现安心社会会议报告》中提出“要以安心支撑的强大经济为亚洲和世界做贡献……构筑安心社会的信赖与活力、共生贡献的成长与协调”。近10年间, 日本意图构筑的“安心社会”却因政治右倾保守化不断加剧、经济长期低迷、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及“3.11”大地震等“天灾人祸”的冲击不仅没有建立起来, 反而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 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症候。 

伴随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政治长期稳定和社会制度不断完善, 日本进入了“安心社会”。安心社会一般指具有治安稳定、医疗保险制度成熟、国民富裕幸福, 充满竞争与活力又不失公平与正义等特征的较为理想的社会。日本的安心社会同样具有上述特征, 但又有自身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自民党的一党独大和长期执政形成了稳定的政党政治结构和良性的政治生态。政治上的稳定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 客观上助推经济的高速发展, 显著增加了国民的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由此造就了一个稳定的社会。这既是日本能够实现“安心社会”的重要基础, 也是其得以实现的内在逻辑。当然, 这是一种宏观的看法, 对一般日本国民而言, 安心社会就是犯罪率低、治安稳定以及医疗保险优越、吃住行安全等。简言之, 就是人身财产安全有所保障。 

然而, 日本的安心社会并未稳定而持续存在, 随着泡沫经济崩溃, 也日益松动瓦解, 呈现出带有结构性问题的风险社会的某些症候。 

日本何以如此迅速从安心社会转为风险社会, 结构主义为其提供了一种解读的视角。 

结构主义认为, 社会是一个由复杂结构构成的统一整体, 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即所谓的结构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认为, 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技术、法律、文化、伦理、宗教等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 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 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也就是说, 在社会的结构关系网络里, 任何一个结构的失序或不稳定, 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结构, 进而形成一种系统性的风险。如果这些风险得不到有效抑制而在结构关系网络中继续扩散, 最终传导到社会整体层面就会增加社会的风险成本, 形成风险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以下简称贝克) 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一书中认为, 与传统社会相比, 现代社会的风险更多是由于“经济畸形增长、技术片面发展、社会结构畸形化、贫富差距过大、体制机制不健全和环境生态损害等”因素造成。 

值得注意的是, 风险和危险二者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风险概念阐释的是处于危险的临界或者由安全趋向危险的一个特定中间阶段, 不确定性和损失性构成风险的两个基本特征。另外, 风险社会所指摘的各种世界性的危机投射到一个具体的国家和社会时, 就会具象地表现为某种社会风险, 而社会风险不加抑制地任其蔓延, 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导致风险社会。 

总体而言, 风险社会的出现源于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动、异位而导致社会形态的改变, 任何显现于社会表面的风险症候, 都可以从其内部找到解释。笔者所论述的走向风险社会的日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日本社会风险的微观考察。 

根据风险社会产生的内部机理, 经济、政治、社会 (狭义的社会) 、法律和心理等因素是引起社会风险的“内生变量”。一般认为, 在这些影响因素中, 政治、经济、社会是主要影响变量, 尤其政治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 构成了社会风险的主要诱因, 成为马克思所言的社会结构中的“主导结构”。 

日本是一个由政治精英主导的社会, 尤其安倍政权实现强势执政以来, 其对社会的控制和主导较之往届政府显著增强, 因此政治因素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日本的政治风险可归结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 极力推动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右倾化政策加剧军事对抗风险 

伴随冷战后世界局势的新变化, 日本开始调整国家战略, 不仅要做经济强国, 还要做政治和军事大国, 随之走上了一条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 图谋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再军备的右倾保守化政治路线。在这个意义上, 有学者指出, 政治右倾化是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历史必然。 

修宪以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战后日本寻求“政治大国”“军事崛起”“主导亚洲”的既定战略, 也是伴随日本政治生态日趋右倾化和保守化的内在诉求。但由于受到《日本国宪法》 (也称“和平宪法”) 的制约, 在无法实现直接修宪的情况下, 安倍政府采取“修改宪法解释”的变通方案为集体自卫权寻求法理依据。近年来, 安倍政府抛出的“安保三箭”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表明日本正在实质性加速推进集体自卫权的实现进程。尤其2015年9月日本参议院强行通过的“新安保法”不仅违宪, 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日本一直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 使日本自卫队在法理上成为富有进攻性的军事力量。 

(二) 纵容、迎合极端民主主义和右翼思潮泛滥, 加剧国家“右转” 

当今日本政治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右倾化及其民族主义特质, 主要表现为:纵容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抬头, 以否认甚至美化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提振“爱国心”、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及修宪谋求“正常国家化”、以领土主权纠纷及价值观外交遏制中国等。当然, 现在的日本不可能回到帝国时代, 不可能制度化地建立军国主义体制, 实施对外侵略扩张, 但是和平、民主主义掩盖下裹挟着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 和军国主义的军事大国化战略会导致日本极富军事攻击性。在钓鱼岛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 在南海问题上携美对华军事扼制, 都已充分暴露出日本正在企图通过武力解决争端和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攫取不正当利益。 

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也搅动右翼思潮沉渣泛起, 助推右翼势力猖獗。在规模上, 右翼分子和团体呈难以逆转的膨胀势态。有学者统计, 截至2012年日本民间登记在册的、潜在的和有官方背景的右翼团体加在一起, 保守估计达到350万之多。在组织上, 右翼势力进一步趋向黑社会化, 蜕变成暴力恐怖团体, 与黑恶势力相勾结, 大肆否定侵略历史、宣扬军国主义等。在言行上, 右翼势力更趋极端多变, 除一贯顽固秉持错误历史观, 否定和美化侵略战争、宣扬军国主义外, 还热衷介入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 其不遵法理、非理性和挑衅性的极端行为加剧了态势的恶化。如:在我钓鱼岛主权问题上, 日本右翼掀起“购岛”闹剧, 怂恿和推动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钓鱼岛国有化, 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军事对冲风险加剧。 

总而言之, 右翼势力的膨胀和一群强硬派政治精英纵容、迎合极端民主主义的结果, 不仅使“日本国内矛盾加剧, 而且必然与亚洲邻国发生历史观、战争观冲突”, 他们主导下的日本未来的发展充满不确定和风险性。 

(三) 执意拥核加剧核安全危机与核战争的风险 

风险社会之所以被学界认可,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及其后遗症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 让人们普遍认识到现代性危机的存在。 

日本“3.11”大地震与福岛核危机是最典型的风险社会的表征。根据日本警察厅紧急灾害警备本部截止2016年12月9日的统计数据显示, 此次地震及由地震引发的海啸共造成了15893人死亡, 2556人失踪, 福岛核危机则直接导致居住在核电站周围的16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时隔6年后仍有12万人在避难, 近200人自杀。时至今日, 日本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也没有拿出有效应对办法, 而福岛核电站排出的大量有害放射性物质早已通过空气和洋流扩散到世界各地。仍在持续的福岛核危机日益演变成世界性危机。 

福岛核危机打破了“日本核安全神话”。在核事故中, 日本政府和东电集团隐瞒、谎报受灾情况以及消极甚或无视灾民的行为也导致其在国内和国际上出现信任危机。然而, 面对如此惨重的灾难, 面对国民反对核电的强烈诉求, 日本政府非但没有弃核之意, 还通过出台新的核电站安全标准相继重启核电机组。此举暴露出日本拥核的图谋。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日本历届政府基本都遵循了由1956年国会制订的《原子能基本法》和1967年出台的“无核三原则”, 将核技术研究、开发和使用用于和平目的。但随着地缘政治矛盾的上升和日本自身右倾保守化的加剧, 右翼保守势力开始叫嚣改变无核政策, 想通过拥有核武器来维护日本的安全。尽管日本政府并未采纳右翼势力的极端主张, 但却公开宣称“宪法允许日本拥有自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核武器”。在2012年联合国裁军大会及国际军事委员会年会上, 日本一反常态, 拒签减少核武器的决议草案。种种迹象表明, 日本的核政策开始松动。 

从技术角度而言, 日本早已具备研发“最低限度的核武器”的条件。据不完全统计, 日本拥有包括政府和财团法人所属的核技术研究、开发和管理机构达600多家, 其中大多数科研机构拥有世界一流的核技术。此外, 日本还通过各种渠道储存了大量的核原料。 

由此可见, “3.11”大地震所暴露的“核”问题及重启核电背后还隐匿着日本政府的拥核图谋。日本执意拥核的态度决定其难以“废核”, 并将深刻影响着“后3.11时代”日本的核政策走向。核危机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将长期悬吊在日本国民的头上。 

20世纪90年代,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随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期。日本经济的低迷有世界经济整体下行大环境的影响, 但更多还是自身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笔者从风险社会的视角指出以下两个基本事实。 

一是“安倍经济学”的新旧“三支箭”并未完全兑现承诺, 反而让国民背上负担。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16财年底 (2017年3月底) , 包括国债、贷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余额达1071.56万亿日元, 比上一年度增加22.19万亿日元, 创历史新高。而基于2017年4月1日, 日本总务省推算的1.2679亿人口数量计算, 日本国民人均负债额约为845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51.1万元) 。个人负债增多, 加剧了日本家庭的贫困化。据统计, 2012年日本的相对贫困率达到16.1%。有学者认为, 日本的贫困是一种“隐性贫困”或“看不见的贫困”, 其实际的贫困化程度比统计数字所反映的要严峻得多。 

二是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形成差距社会。据日本总务省2013年7月公布的《就业基本结构调查》统计, 非正规就业人数不断增多。非正规雇用者总数突破2000万人, 占劳动者总数的38.2%, 而35岁以下非正规雇用者比例从1992年的16.5%上升到2012年的35.3%。年轻劳动力的非正规雇佣化, 直接导致年轻人的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困化。而且这种差距并不仅仅是经济差距, 已经延伸到了医疗和护理这些福利性的服务领域。更具危害的社会意义在于, 差距社会导致中产阶层日益分化和瓦解。曾经作为“一亿总中流”的均质化而稳定的日本中产阶层为日本安心社会的构筑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在差距社会日益深刻化的今天, “一亿总中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伴随而来的是日本中产阶层的“下流化”。如:三浦展在《下流社会———新阶层集团的出现》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日本由均质的“中流社会”逐渐转变为分化日益严重的“下流社会”。 

尽管安倍政府在《面向社会安心与活力的日本———实现安心社会会议报告》中雄心勃勃地提出要通过“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安心的社会保障”, 这“新三支箭”迈向“一亿总活跃社会”。但显然一个阶层的培育和形成远比瓦解它更困难, 绝非几句口号和“几支箭”可以一蹴而就。中产阶级正处在下流化进程中的日本, 难以在短期内“复原”、再造一个中流阶层。 

差距社会不仅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还间接造成“尼特族”“飞特族”、晚婚化、非婚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给日本家庭带来比经济损失更大的困扰。 

从1970年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 老龄化问题就变得日益严峻。截至2016年底, 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463万人, 占总人口比例的27.3%, 已完全由老龄社会步入超老龄社会。与老年人口持续增加相对, 0~14岁的少儿人口则持续减少, 现已降至1595万人, 只占总人口比例的12.6%。数据显示, 日本少子老龄化状况进一步加剧。 

老龄化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 老年人犯罪问题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治安风险。近些年, 日本在押犯中老年人开始增多。有媒体报道, 2016年一年的犯罪逮捕和拘留记录中, 有超过20%是老年人。很多老人是故意制造犯罪行为, 目的是希望监狱收押他们, 因为这里有同伴, 不会再孤独一人, 这里还管吃管住, 没有生存的压力。日本法务省关于《高龄者犯罪的真相与处置》的调查报告也指出, “社会孤立和经济贫困与高老龄者犯罪密切关联, 是高龄者犯罪增加的主要诱因。”犯罪年龄的高龄化和自愿犯罪折射出贫困与老龄化的日本社会的某种病态。 

少子老龄化问题也在改变着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传统的日本社会一直稳固建立在“血缘”“地缘”和“社缘”上, 被称为“有缘社会”。现如今, 人际关系日益疏离, 正在步入“无缘社会”和孤立社会。尽管社会孤立的现象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中都存在, 但是日本的情况非常严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曾对20个成员国进行的社会孤立程度调查结果显示, 日本的受调查者中这一人群高达15.3%, 在20个国家中居首位。 

无缘社会的出现反映了日本社会传统的家庭、村落、企业中的人际关系结构正在发生蜕变, 传统价值观正在消解, 由此带来的“家庭暴力”“孤独死”和“人间失格”等问题也开始显现。 

日本内阁府近几年实施的针对全国20岁以上共5000名国民关于家庭暴力的调查结果显示, 来自配偶的家庭暴力长期维持在20~25%之间, 其中近3成女性遭到过家暴, 1成女性则多次遭到家暴。而引起家暴的原因多来自心理和经济压力, 这种状况也间接导致了选择终身不婚的男女比例不断升高。日本总务省的统计资料显示, 截至2010年, 日本人的终生未婚率, 男性达到20.14%, 女性达到29.69%, 与日本经济景气时期的1975年相比, 30年间翻了8倍多。数据显示出经济长期低迷与日渐失范的社会伦理道德给婚姻、家庭带来了巨大冲击。 

孤独死 (一般指死后4天以上才被发现) 是近年来广为日本政府、媒体以及大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它是日本老龄化背景下, 老年人社会孤立问题的极端表现。关于孤独死, 日本内阁府2009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42.9%的受访老人认为自己会孤独死, 其中独居老人占到64.7%。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孤独死”现象体现了当今日本社会在老龄化、少子化、都市化等冲击下, 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趋疏离。青壮年的生活状态也不容乐观, “自闭症”“孤独症”以及有心理、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日本所谓的“安心社会”如今却因政治右倾保守化、经济长期低迷以及少子老龄化等诸多严峻问题的冲击而日益走向风险社会。论及成因, 客观上我们无法否认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危机, 即贝克认为的现代性和全球化可能内蕴成为风险社会的悖论。但日本出现风险社会的症候主因还是由于构成社会系统的政治、经济、人口等内在性、结构性的危机所致, 尤其保守政治势力推行的右倾保守化政策显著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到来。 

涉及“责任人”, 虽然安倍政府宣布“要以安心支撑的强大经济为亚洲和世界做贡献, 同时要与亚洲、世界共生必须要增强日本国家安全感”, 但却在极力推行右倾保守化等与安心社会背道而驰的政策。安倍政府实际上正在扮演着风险制造者的角色, 其所作所为正如贝克所批评的, “人类面对的威胁其生存的风险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 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 笔者指陈日本社会存在的诸多“痹症”并非唯日本所独有, 相反有些症状在他国不仅存在, 而且司空见惯。但问题在于, 对一直以“安心社会”“一亿总中流”著称的稳定乃至超稳定的日本社会而言, 却在很短时期内爆发出如此之多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说明日本与处在转型期国家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不同, 根本上是自身长期累积、迁延不愈的各种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这决定了日本面临风险社会的危机不能在短期内消除, 也不能仅依靠国际环境的改变、国际合作的深入来解决。日本问题的症结很大程度上是其推行右倾保守化政策导致的恶果。如果日本不能适时做出调整, 扭转国家的右转走势, 那么风险社会的进程还将进一步加剧。 

(1) (1) 谷若峥:《浅析二十世纪法国结构主义及其多元化发展》, 《才智》2015年第1期。 

(2) (2) [德]Ulrich Beck, 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Mark Ritte, London, NewburyPark, Calif:Sage Publications, 1992. 

(3) (3) 刘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 《现代哲学》1995年第3期。 

(4) (4) 吕耀东:《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 《日本学刊》2014年第3期。 

(1) (1) 新安保法案主要由两项法案构成, 分别是《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与《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前者为日本自卫队支援多国军队提供依据, 后者规定了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发起武力攻击的条件。 

(2) (2) 吕耀东:《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 《日本学刊》2014年第3期。 

(3) (3) 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第142页。 

(4) (4) 刘江永:《战后70年安倍政治右倾化的表象与实质》, 《人民论坛》2015年9月刊。 

(5) (5) 数据源自日本警察厅统计报告。http://www.npa.go.jp/archive/keibi/biki/higaijokyo.pdf. 

(1) (1) 该言论是日本政府在2006年11月14日答复议员质询时提出的。此言一出举世哗然, 不仅遭到在野党的反对, 执政党内部也发出了批评之声。参见《日本核欲望令人担忧》, 《环球时报》2006年11月17日。 

(2) (2) 袁蕴华、吕云:《日本的核能力与核政策》, 《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11期。 

(3) (3) 日本的贫困并不是纯粹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要素缺乏的“绝对贫困” (absolute poverty) , 而是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无法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相对贫困” (relative poverty) 。参见胡澎:《日本“差距社会”中的相对贫困化问题》, 杨伯江主编《日本研究报告 (2016) :日本海洋战略转型与中日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200-201页。 

(4) (4) 「相対的貧困率に関する調査分析結果について」、厚生労働省ホームページ、2015年。http://mhlw.go.jp/seisakunitsuite/soshiki/toukei/tp151218-01.html. 

(5) (5) 胡澎:《日本“差距社会”中的相对贫困化问题》, 杨伯江主编《日本研究报告 (2016) :日本海洋战略转型与中日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202页。 

(6) (6)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http://www.stat.go.jp/data/shugyou/2012/index2.htm. 

(7) (7) [日]结城康博、嘉善隆司:《日本老年人的生存困境---来自一线的报告》, 周洁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第5页。 

(1) (1) [日]三浦展:『下流社会---新たな階層集団の出現』、光文社新書2005年版。 

(2) (2) “尼特族” (英文缩写NEET, 全称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专指一些无所事事的青年族群, 在中国被称为“啃老族”。“飞特族” (和制英语freeter的音译) 意指以正式职员以外 (工作及兼职等) 的身份来维持生计的青年族群。由于日本经济不景气, 很多年轻人无法正常就业而沦为尼特族, 而飞特族中很大一部分人收入偏低难以建立家庭, 亦难以在事业上有所晋升。 

(3) (3) 丁英顺:《日本少子老龄化政策动向》, 杨伯江主编《日本研究报告 (2016) :日本海洋战略转型与中日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216页。 

(4) (4) 联合国的老龄化标准规定, 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1%, 即为超老龄社会。 

(5) (5) 日本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平成28年10月報-」。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1610.pdf. 

(6) (6) 日本法務省:特集「高齢犯罪者の実態と処遇」、第40頁。http://www.moj.go.jp/content/000010212.pdf#search=%27%E9%AB%98%E9%BD%A2%E8%80%85%E7%8A%AF%E7%BD%AA%27. 

(7) (7)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Society at a Glance:OECD Social Indicators 2005Edition, OECD publishing, 2005. 

(1) (1)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平成22年国势调查人口等基本统计结果》。http://www.e-stat.go.jp/SG1/estat/NewList.do?tid=000001039448. 

(2) (2) 日本内阁府:《“针对女性的暴力”调查报告》。http://www.gender.go.jp/policy/no_violence/e-vaw/chousa/h11_top.html. 

(3) (3) 胡澎:《2015年的日本社会:“弥合”与“撕裂”》, 杨伯江主编:《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 (2016)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4) (4) 贝克在《风险社会再思考》一文中提出, “在世界风险社会, 在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构建和控制促进 (社会) 思想和 (政治) 行为的安全机制越来越形同虚设。我们越是想要通过风险部门的帮助来“开拓”未来, 它就会越发脱离我们的控制”;“新类型的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 或者说是‘全球本土’的。这种本土和全球危险选择上的‘时空压缩’进一步证实了世界风险社会的诊断”。引自[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 郗卫东编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5) (5) 「安心と活力の日本へ (安心社会実現会議報告) 」、日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09年。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nsin_jitugen/kaisai/dai05/05siryou1-1.pdf. 

(6) (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