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是研究战后日本社会重建及发展过程,主要聚焦当代日本社会面临的问题,包括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流动、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等日本自身的课题,也包括人口老龄化、经济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旨在揭示日本社会的特点和规律,探究日本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增进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了解,推动中国日本社会研究学科的发展,为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是伴随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进程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各地日本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一批日本研究杂志陆续创刊,为日本社会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研究大多聚焦日本的环境保护、企业管理模式、现代化成功之道,更多的是承担介绍“日本经验”、普及和传播日本知识的任务,成果数量少,学术性欠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在人口、雇佣、婚姻、家庭、福祉、阶层、女性和青少年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同时,中国在深化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研究者希望从日本的经验中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策,因此日本社会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且质量有了较大提升。中日两国学术界交流以及赴日留学潮的兴起对于培养日本社会研究人才、促进日本社会研究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入21世纪后,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科研经费持续增加,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2013年开始实施的创新工程,聚焦“日本老龄化对策”“日本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主题开展持续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研究专著涌现,论文数量增加,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学术性日趋增强,进入了蓬勃发展期。

　　(一)日本社会研究的现状

　　1.成果不断涌现,学术性日益增强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体现在:通过研究日本社会的演变和发展历程,探究日本社会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力求阐释日本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展望日本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例如,胡澎主编《平成日本社会问题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杨伯江主编《平成时代:日本三十年发展轨迹与前瞻》(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对日本平成时期的人口问题、社会特征、社会变迁、社会思潮、雇佣制度、老年福祉政策、非营利组织、女性地位、教育改革等进行了宏观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平成三十年日本社会的宏观认知与总体判断。李国庆编著《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运用大量日本社会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以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了战后日本民主化、产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特征,以及日本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阐述了日本人的家庭、职业、社区、社会结构的特征和变化。纪廷许的《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梳理了现代日本社会及社会思潮演变过程,探寻了日本社会变化、政治走向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俞祖成的《社会治理视域中的日本非营利组织》(上海远东出版社,2022)以及胡澎的相关论文对日本的非营利组织(NPO)和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社会治理、民间外交、对外援助等做出了积极评价。刘晓峰提出了“平成日本学”概念,认为应从断代史角度将平成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对其间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展开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尚会鹏运用心理文化学理论对日本人、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个体化现象进行了颇具匠心的解读。周维宏对日本现代化时序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呈现出“空间压缩”特征,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架构一起“杂居”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师艳荣的《日本青少年蛰居的社会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及多篇论文对日本青少年的“蛰居”问题、校园欺凌、“不登校”等问题进行了追根溯源。

　　2.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需要,注重从日本的路径中探寻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方案

　　二战结束至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尤其在应对老龄化、性别平等、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医疗保障、社会治理等方面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最显著的特征是立足中国国情,关注日本社会问题,跟踪其相关社会政策的制定、修订和实施。例如,中国的老龄化现象日趋严峻并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课题、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医疗保障、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日本在完善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创新养老护理服务模式、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普及“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等方面值得我们借鉴。胡澎、郭佩《日本“积极老龄化”的经验与启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丁英顺《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在深入研究日本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和实践的基础上,针对中国老龄化应对提出了诸多建议和对策。张季风主编《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国日本共同应对的路径与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张季风主编《少子老龄化社会与家庭:中日政策与实践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收录了中日两国学者关于老龄化演进、生育率变化、少子老龄化政策、老年雇佣、家庭理念变迁、代际关系、老年人独居等问题的论文,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另外,城乡差距、老龄化问题等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成挑战,中国亟须探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路径。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论著,清晰梳理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护理保险制度等制度的构建、存在的问题以及多次修订与完善的过程。

　　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也带来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不公平加剧。中国学者聚焦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固化、中产阶层分化并向下流动、女性贫困、老年人贫困、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困境、社会排斥等问题,探究日本怎样从“一亿总中流”社会转向“差距社会”,特别关注日本政府在提高就业率、改善工作条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出台的政策和制度建设。

　　3.日本社会研究尚有较大发展空间,人才培养面临诸多问题

　　客观而言,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与中国的日本历史、日本外交、日本经济、日本文化研究相比起步较晚,学术积淀和学术成果不够丰厚。与日本的社会学研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日本的社会学体系较为完善,研究方法多元,注重实证,理论性较强。例如,通过大规模调查与数据分析人口变化的规律和趋势,揭示少子老龄化以及人口减少对经济、社会和政策的影响。注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思考,强调对个体和社会关系的探究以及在跨文化和社会变迁背景下对社会现象的阐释。相比之下,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内容有待拓展和深化,研究方法有待突破,理论支撑也有待强化。目前,中日两国社会学界的交流不够密切,中日社会领域的合作研究较少。中国还没有跨地域的日本社会研究学术团体。海峡两岸、内地与香港的日本社会研究界缺乏横向联系。

　　近年来,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队伍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专门从事日本社会研究的人才数量少且处于较分散状态。一批“50后”“60后”专家学者陆续退休并离开学术岗位,日本社会研究面临人才断层危险。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培养了多名日本社会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但由于国内大学与研究机构缺少日本社会的教学和科研岗位,毕业生就业难。另外,日本社会研究论文发表难,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中标率较低。不少大学科研经费有限,公派赴日做社会调查、访学机会少,缺少日文专业资料和数据库,这些对于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十分不利。

　　(二)日本社会研究几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第一,中国新出生人口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且伴随退休高峰的到来和新增劳动力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因此,中国日本研究学者需要密切关注日本人口结构发展趋势,探究其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医疗负担、社会保障等挑战,特别是日本如何改革与完善现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保障老年人权益,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日本在应对少子化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措施,但持续走低的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其根源在哪里?中国要想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逐步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全面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应避免走日本的哪些弯路?

　　第二,日本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现象,包括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性别差距等,且新冠疫情又加深了这一不平等现象。大量非正规就业对年轻人职业发展、婚恋、生育均产生消极影响。日本社会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有何影响?如何改善雇佣环境,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保障低收入群体受教育权利、工作权利、住房权利以及低收入家庭的养老护理问题?这些不仅是日本社会研究应关注的课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三,日本长期存在都市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伴随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地方社会缺乏活力,经济增长乏力。那么,如何平衡经济、社区、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发展需求?政府、居民、非营利组织、地方企业等如何通过“多元协作”激发地方自主性,焕发街区活力,打造地方共享价值,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日本各地在吸引年轻人回归、提高生育率和振兴经济方面有哪些创新性实践?

　　第四,随着越来越多海外人口在日本定居,生活在大都市圈以及地方社会的外国人面临文化差异、生活习惯不同以及就业、子女就学等诸多困难。日本政府希望构建一个包容的多元共生的社会,这需要政府、企业、国际交流机构、市民团体、NGO组织、宗教部门等密切配合,打破日本传统社会的保守与封闭,让移民真正融入日本社会。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持续观察与研究。

　　第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社会学视角介入日本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思考日本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六,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如何通过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完善政策,加强监管,促进公众参与,提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创新日本社会研究的路径

　　创新日本社会研究的路径是多维度的,也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涉及诸多方面,除了推动国际合作、开展比较研究、培养创新人才以外,笔者尝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1.跨学科交叉融合的日本社会研究

　　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存在紧密的交叉,这些学科之间的交融为社会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和深入的视角,产生了社会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社会学等交叉融合的学科。综合运用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日本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治理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揭示日本社会的本质,实现知识共享。例如,文化和社会存在相互作用,可打破学科壁垒,研究日本人的价值观、信仰、习俗等,探究日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挖掘日本社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更好地解释日本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近年来,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呈现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如李卓的《日本近现代社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日本社会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堪称中国的日本社会史研究的佳作。

　　2.区域国别视野下的日本社会研究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是对特定地区或国家进行综合性、多维度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多个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各国相互依存和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日本社会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区域国别研究为日本社会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研究资源,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日本作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之一,其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全球均有着重要影响。将日本社会研究置于亚太地区或全球背景下,对中日两国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日本社会的特点、问题和发展趋势,更深入地了解日本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以及日本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日本社会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现代化模式,需要从多角度进行深入研究,而日本现代化研究以及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日本在战后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多次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制度变革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关注并解决的问题。例如,战后日本成功实现了经济腾飞,建立了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权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日本政府针对低收入者、低收入家庭制定了包括减免税收、提供福利住房、提供就业岗位、加强教育和培训等救助与支持政策。这些社会福祉方面的政策制定值得我们关注。另外,日本注重社区建设,通过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来满足居民的需求,增强社区凝聚力,促进居民参与和自我管理。这些做法对于中国基层治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人才培养也是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日本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较为完善,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为经济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高素质人才。

　　4.创新日本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日本社会研究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挑战的领域。为更好地理解日本这一复杂、多元的社会,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借鉴国外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问题和方法,促进跨学科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等,需要思考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日本社会研究的本土理论。在研究方法创新上,要注重实证研究,收集、整理、分析和利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统计数据、白皮书等文献资料,利用网络调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大量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日本社会现象及其普遍规律,并对社会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尽可能创造机会进行实地考察,例如选取日本特定地区或特定群体,通过问卷、访谈、观察等方式收集资料,对其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社会文化环境、民众生活状况、风俗习惯等进行定量分析、案例分析和定性研究。还要注重对个体的深入探究,理解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阐释日本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推动日本社会学科的发展。（注释略）

　　来源：《日本文论》2024年第2辑；作者：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