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素描
规模空前的大地震,史无前例的海啸,对东日本地区造成的破坏之大是毋庸赘言的。但是,比较而言,这还不是最恐怖的,福岛老朽不堪的核电灾变,这一积年人祸才是最最恐怖的事情。
据平井宪夫披露,福岛核电是一个本来就不该建的核电站,不该建却迫于美国的压力建了,而且建时就因各个企业的自私而建成了一个缺陷产品,留下了先天的隐患。并且,福岛核电站早已老朽不堪,因为初建时只预定了10年的服役期,结果1981年预定服役期满了,却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将其废止,无奈只有借助美国技工之力修修补补地维持着,就这样从1981年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过期服役了近30年的时间,核电灾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平井宪夫一直担心这些核电设施将会给日本人造成万劫不复的灾难。
其实,《菊与刀》这种悖论句式的缺陷,就在于本尼迪克特完全忽视了某种可能,即拥有“菊文化”的日本人和拥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阶层。换言之,“菊文化”与“刀文化”的载体是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的,片面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则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
此前很多文章也曾指出,日本人的淡定有序是受日本的宿命论文化熏陶所致,是其先天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造就,是日本人平素进行的各种防灾训练使然,对诸如此类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反对,也认为各有其理,在此补充“基本人际状态”的分析视角,也不过是期望能对各方家高论有所补充,以利于更准确地理解日本人而已!
日本人,一笔难画,但不等于不能画,或者无从画起。自东日本大地震以来,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有聚焦日本灾民之冷静有序,而大加赞扬者;亦有聚焦于东京民众的抢购风潮或者近几天陆续报道出来的灾区趁火打劫事件,而加以鞭挞者。各种言论虽然贬誉不一,但各有其理。笔者也想对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做一素描,以期能揭示日本国民性格的一些特点。
天灾重重降扶桑
樱花三月,乍暖还寒的东日本,天灾突现。
无独有偶,在西日本地区,有一位比石原慎太郎(78岁)知事仅年轻两岁的地方议员,也发表了类似言论。3月20日,准备参加
石原和长田的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愤怒的声讨,各类媒体及网民纷纷指责他们对仍然难以计数的地震、海啸及核辐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于是这两人都不得不为此而道歉。长田义明是自民党的地方议员,
毋庸赘言,无论石原慎太郎知事和长田义明议长的肺腑之言正确与否,这种时候发表什么“天谴”、“天惠”的高论,不必说其同族的日本人大为光火,连外人也觉得他这样讲话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此次东日本的大地震、海啸,以摧枯拉朽之力,排山倒海之势,霎那间让数以万计的生命消失,数以百亿甚至万亿计的财富毁灭,数以十万计的人民无家可归,给日本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据《每日新闻》
无论是地震,还是海啸,可以说都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灾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皆应尽己所能,去救助关怀地震、海啸的灾民。对于大自然的淫威,虽然不可小觑,但恰如古人所云:“天作孽,犹可违”,对于这些大自然的灾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要人类联手合作,瘫痪的基础设施是可以重建的,房屋塌了可以再建,庄稼毁了可以再生,经济受损可以恢复,美好的未来还是可以畅想的,但是,发生举世骇然的核灾难,则随时会带来不可挽回的生态浩劫,特别是若是人祸导致核灾难,难免会影响举世救援的信心和热情。
人祸连连成重创
规模空前的大地震,史无前例的海啸,对东日本地区造成的破坏之大是毋庸赘言的。但是,比较而言,这还不是最恐怖的,福岛老朽不堪的核电灾变,这一积年人祸才是最最恐怖的事情。
之所以说福岛核灾变是积年人祸,首先是源于日本人平井宪夫的披露。
平井宪夫,是一名机械设备配管1级技能士,曾有过20年核电厂工作经验,现在日本很多核电厂的管理者、技师都是他当年的部下。1997年1月,平井宪夫因癌症去世。他曾任核电事故调查国民会议顾问,受核电辐射劳工救济中心代表,北陆电力能登(现为志贺)核电厂停止诉讼原告特别辅佐人,东北电力女川核电停止诉讼原告特别辅佐人,福岛二号核电厂三号机运转停止诉讼原告证人。
据平井宪夫披露,福岛核电是一个本来就不该建的核电站,不该建却迫于美国的压力建了,而且建时就因各个企业的自私而建成了一个缺陷产品,留下了先天的隐患。并且,福岛核电站早已老朽不堪,因为初建时只预定了10年的服役期,结果1981年预定服役期满了,却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将其废止,无奈只有借助美国技工之力修修补补地维持着,就这样从1981年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过期服役了近30年的时间,核电灾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平井宪夫一直担心这些核电设施将会给日本人造成万劫不复的灾难。
其次,之所以说福岛核灾变是人祸,是因为出现核灾变后东京电力公司对救灾态度消极。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文版3月 19日报道,福岛第1核电出事后,东京电力公司优先“保护资产”,曾拒绝美国的注入海水废炉的要求,亦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将危害尽可能降到最低点,结果导致福岛第1核电事故进一步恶化。这边日本政府说虽事态严重但尚在可控之中,可话音还没落地,那边福岛核电机组就开始相继发生爆炸了,最终,为了控制态势还是不得不选择注入海水进行冷却,但由此造成的核泄漏已经失控了,其影响,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控制。结果,就连日本政府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核电灾变,有6成是人祸。东京电力初期应对错误,这简直就像是想要拾起10日元硬币,结果却将100日元的硬币给丢掉了”。
再次,之所以说福岛核灾变是人祸,是因为东京电力公司无视灾前专家示警,而未采取积极防护措施。据《时事通信》
就这样,人祸连连,对日本造成了重创。首先,目前的直接损失就已经非常惨重,所谓的死亡人数的最新统计,其中大概是难以包括核电设施10公里范围内的人数。据日本警察厅的消息,
人祸导致的核电灾变,对日本的影响不仅仅是短期的,而且由于迟迟难以彻底解决核辐射问题,其次生灾害必将对国内国际的民众消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日本的经济及灾后复兴,因此对日本的影响也必将是长期的。更重要的是,核电灾变影响的不仅仅是东日本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亦给周边国家乃至欧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威胁,正是因为这种不安心理,才致使出现了美国抢购碘片,中国抢购碘盐等混乱事态的发生。那么,面对如此多重的天灾人祸,日本人的表现又如何呢?
坚忍淡定灾民像
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生活在受灾地区,特别是生活在重灾区避难所中的灾民的表现,与受灾较轻或非灾区的日本人的表现是不大相同的。
比较而言,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国外媒体为首,大家多聚焦于避难所中的灾民的表现,除了随时更新的灾区记者采访手记不断传递着日本人的坚忍信息外,
韩国《中央日報》日文版
中国的媒体也不甘人后,很多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和网络,也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很多赞扬日本人守序的文章,由于这些文章将对守序的日本灾民的赞誉,扩展成了对全体日本人的素质的褒奖,而且有的文章还因有过度对国人进行道德绑架之嫌,即在夸赞日本人的同时,或明或暗地谴责中国的不足,因而也招致了网络的一片唾弃声,有人称日本地震震出某些文人的丑陋。
众多海外媒体对日本灾民的夸赞,几乎都被日文媒体及时地翻译成日文,介绍给了日本的读者,而且这些对日本人的夸赞声也传到了日本天皇的耳朵里,在其对日本国民的讲话中还特意有所提及。
数以万计的人瞬间失去了温暖的家园,失去了生命,虽然日本的建筑质量坚固无比,但在这种9级地震和
那么,非重灾区或非灾区的日本人表现又如何呢?
屯粮抢水安者忙
与重灾区民众的淡定有序相比,非重灾区或者非灾区的有安全保障的部分日本人的表现,似乎就不那么值得人称道了。
地震过去几天了,灾民们虽然饥寒交迫,但还在坚忍守序地勉强靠一个饭团一口酱汤维持生命,等待救援。有的灾区灾情还更为惨烈,
另据《毎日新闻》
此外,据《每日新闻》
如果是重灾区的灾民,在饥寒交迫面临生命威胁的情况下,去屯粮抢水尚情有可谅,但本为非灾区的居民,且在其安全有很大保障的情况下,仍然是有人屯粮抢水,更有人趁火打劫去偷盗,还有人昧着良心搞捐款欺诈,这就令人对日本人的行为难以恭维了,而这些也恰恰成了反对过度夸赞日本人的言论的依据。
缘人本性当思量
同为日本人,一方面是挣扎于生死线上的灾民的坚忍淡定,一方面却是非灾区日本人的救援无策和屯粮抢水风潮,甚至是趁火打劫的盗窃和赈灾捐款诈骗。
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曾对日本人进行过如下的描绘:“日本人既极端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灵活应变,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搡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好新。”(长谷川松治译:《菊与刀》,社会思想社,1992年初版第90次印刷,第6页)
如果依旧借用《菊与刀》这种悖论式的句式来概括日本人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是既坚忍又脆弱,既淡定又慌张,既富有爱心又极其歹毒了。但是,仅做这样的描述,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依旧难以理解为何同为日本人,却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
其实,《菊与刀》这种悖论句式的缺陷,就在于本尼迪克特完全忽视了某种可能,即拥有“菊文化”的日本人和拥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阶层。换言之,“菊文化”与“刀文化”的载体是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的,片面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则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罗斯·摩尔/杉本良夫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同理,我们说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既坚忍又脆弱,既淡定又慌张,虽然都是在描述日本人,但显然“坚忍淡定”与“脆弱慌张”所概述的都是不同情境下的日本人。因此,欲把握真正的日本人,若能从日本人的情境中心主义的特点来分析会更为妥当,换言之,从日本人的生存状态的视角加以分析,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真正的日本人。
心理文化学的创始人许烺光先生,曾经提出“基本人际状态”这一概念,并据此对美国、中国、印度及日本社会进行了分析。“基本人际状态”是一个比“个体人”更大的概念,是“人的系统”,是一种“社会文化场”。基本人际状态这种东西虽然从外部看不到,但却构成人的生活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可视为社会的一个“常数”,它不仅可以解释各种复杂现象,而且在社会内部发生变化或受到外部刺激的时候还起着设定范围、决定对应方法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能够对变化着的现象进行理论说明并进行一定预测的基础。(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版,第227-228页)
尚会鹏先生通过运用许氏理论对日本人的人际状态研究指出,日本人的人际状态是一种“缘人”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的特点是,个体的行为所依据的既不是基于自我利益、自我感受、欲望等个人的自我意识,毋宁说主要是依据个体与他者互动时的情境以及基于他者的反应和感受的“他者意识”。(《心理文化学》,第252页)换言之,日本人主要是存在于一个依靠“地缘”和跨地域的“信缘(如宗教门徒等)”等各种缘构成的人际网络中,也就是说“缘人小群体本位缔造了日本人的生存方式”。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缘人”这种行为特点,也仅限于缘人共同体内。在一个个小的缘人群体内,为了个人身心的长久安全,人们是绝对守序的,而且很多时候往往也是不能不、不得不守序的,所以诸如饥寒交迫的灾民排着队,有序领取一个饭团子、一口酱汤的行为,未必完全都能用素质高来予以美化。在小群体本位的日本人心目中,所谓的适用于所有社会空间的普遍的善恶标准是不存在的,任何善恶是非都是相对的。所以,对于与灾民处于不同情境的非灾区民众而言,其屯粮抢水的自保行为,乃至有人发出一些幸灾乐祸声,或者做出一些令人发指的犯罪行径,也谈不上是什么稀罕事情。
概言之,对日本人持赞美态度者,是以偏盖全地夸大了缘人共同体内的日本人的表现;而对日本人持贬斥态度者,无非是以偏盖全地夸大了缘人共同体间的日本人的表现而已。
一个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就像是该社会的文化基因一样,不会在短时间内轻易改变,所以日本人这种缘人共同体=小群体本位的生存方式,不会因此次天灾人祸而立刻有所改变。日本社会中的各类缘人群体,就像一些散乱的珠子,而天皇恰是串珠子的线,只要日本天皇坚持与其民同在,虽然日本政府再次败在核威力下,但日本人依旧会发挥出强大的凝聚力量,共建其新的家园。
最后,附带提一句,此前很多文章也曾指出,日本人的淡定有序是受日本的宿命论文化熏陶所致,是其先天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造就,是日本人平素进行的各种防灾训练使然,对诸如此类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反对,也认为各有其理,在此补充“基本人际状态”的分析视角,也不过是期望能对各方家高论有所补充,以利于更准确地理解日本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