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性格，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典型的混合型特征。

　　“日本人既奢华又恬淡……既认命又抗命，既急躁又坚忍”，这是日本著名的伦理学家和辻哲郎从风土论的视角，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进行的评价。

　　“日本人既极端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讲礼，既顽固又能灵活应变，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搡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好新”，这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通过分析大量描述日本人的文献资料后，得出的脍炙人口的日本人论。

　　2011年3月11日，千年一遇的大地震、史无前例的大海啸，以摧枯拉朽之力、排山倒海之势，突袭樱花渐次绽放的东日本，霎那间让数以万计的生命消失，数以十万计的人民无家可归，数以百亿甚至万亿计的财富毁灭，令人徒生无限伤感，百花春至为谁开？！

　　天灾虽可怕，人祸更堪忧。此次东日本大地震、海啸，还引发了福岛核电灾变。这一积年人祸，不仅给日本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而且还引起了世界性的恐慌。面对天灾人祸的日本人，虽饥寒交迫但仍能守序领取一个小饭团、一口酱汤的坚忍淡定者有之，投身灾区或以其他方式奉献爱心者有之，但是，也不乏屯粮抢水者，甚至是趁火打劫的盗窃和进行赈灾捐款诈骗者。但不知诸多外国媒体是出于善意的同情和鼓励，还是出于无知、蓄意的吹捧，以特意刊发社论夸赞日本的美国《华尔街日报》、韩国《中央日报》为首，甚至包含部分中国媒体在内，大家都是乐此不疲地夸赞日本人的坚忍淡定，直至最近才有部分媒体发出了一点儿批判声。

　　鉴于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的表现，如果我们也依旧借用《风土》及《菊与刀》的悖论式句式，来概括日本人性格特点的话，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既坚忍又脆弱，既淡定又恐慌，既富有爱心又极其歹毒了。不过，遗憾的是，仅作这样的描述，显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依旧难以理解，为何同为日本人，却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谁都不会否定地理、历史环境与人的社会性格形成间的密切关系，但须提请注意的是，《风土》里讲的日本人的双重性格，概述的是同处于季风性风土中的不同地区的日本人的性格；《菊与刀》的概说也完全忽视了某种可能，即拥有“菊文化”的日本人和拥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阶层，片面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则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细心的读者同时也会注意到，我们说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既坚忍又脆弱，既淡定又恐慌，虽然都是在描述日本人，但显然“坚忍淡定”与“脆弱恐慌”所概述的也是不同情境下的日本人。因此，欲理解同为日本人，为何会一方面是挣扎于生死线上的灾民的坚忍淡定，另一方面却是非灾区日本人的救援无策和屯粮抢水风潮，甚至是趁火打劫的盗窃和赈灾捐款诈骗，就不应该仅止于对悖论式事例的笼统的罗列，而是要进一步剖析日本人的根深蒂固的社会行为心理。

　　日本作为唯一一个加入西方发达国家行列的亚洲国家，盘踞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长达42年之久。但是，经济的发达，虽然对日本人的外表进行了很雅致的包装，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社会性格，正如源了圆、玉城哲等一些著名的日本思想史家曾经指出的那样，“日本人的社会性格的基础依旧是小农式的”，“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日本的农村社会，将日本式的人及其行为模式持续植入都市和企业社会的过程”，“虽然实体的村庄无法搬迁，但是，却实现了精神意义上的村的搬迁”。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日本国民，虽然按照现代的称呼，或者应该称其为都民、道民、府民或某县民、市民、町民，而不是什么村民，但从其社会行为心理的角度来看，其不过都是在根深蒂固的村民意识及其行为模式指引下的、由无数小村落统合在一起的略大一点的大和“村民”而已。

　　那么，这种日本式的村民意识及其行为模式有哪些特点呢？据玉城哲的研究，其主要特点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第一，“村”的成员为了避免被“村八分”（因违反村规而受到全体村民严酷排挤），皆对所属“村”集团拥有异常强烈的归属意识和忠诚心。第二，“村”社会是一个相互牵制、相互依存的社会，但绝不是非竞争社会。村内成员间遇事相互谦让、坚忍守序，但不同的“村”集团间的竞争，却是极为惨烈的，没有道德可言。第三，“村民”对其直接归属的伙伴性小集团的忠诚，远远超过对更大社会组织的归属和忠诚。第四，“村”集团内部的个人积怨往往以谋求小集团整体利益的形式向外宣泄。

　　识者所见略同，此外也有很多学者，对日本人的社会性格得出了与上述近乎同样的研究结论。例如，源了圆指出：“在道德问题上，不是服从于某种普遍的法律和道德规范，而是尊重人际关系的伦理，这是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准则。”再有，心理文化学创始人许烺光及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化完善的尚会鹏、游国龙，对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也有着颇为精细的研究。

　　玉城哲还认为，日本人这种“村民”意识及行为模式，虽然有其缺点，但事实上又的确是因为它的存在，才维系了日本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国力的富强。玉城哲曾忧虑，欧美的价值观将销蚀日本人的“村民”意识及行为模式，担心常此以往会弱化日本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破坏日本人精神上的平衡，使日本人难保内心的安宁。但是，至少从此次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的表现来看，与玉城哲有同样担忧的人可以放心了。既淡定又恐慌的大和“村民”们，从政府、东京电力公司，到灾区及非灾区民众，将这种“村民意识”展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

　　有人还曾指出，福岛核灾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东京电力公司对其原有的核电专业人员实施了“村八分”造成的（参见《核电事故原因之一东电社内人事肃清核电专家的过去》，载《周刊POST》2011年4月8日号）；岩手县大槌町的受灾村落吉里吉里地区的村民独立有序的自救，令震灾5天后才赶赴救援的自卫队员和地方官们慨叹不已，称“那里的村民非常团结，简直就像一个独立国”（参见《东日本大震灾 相依为命的吉里吉里人 依靠独立精神复旧》，《每日新闻》4月14日报道）。这种例子很多，篇幅所限，仅此而止吧。

　　总之，这次天灾人祸中的日本人的言行举止，使我们再次认识到，人的社会性格是一种类似某种文化基因的东西，经济兴衰亦难将其轻易改变。所谓的现代的发达国家——日本，尽管对众多的大小集团已经不再以“村”相称，但从其社会心理来看，日本社会就宛若一幅大村套小村的曼陀罗图案一般。此次惨重的天灾人祸，虽然给日本的地理、社会等造成了重创，但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由于将诸多各行其是的小“村民意识”一统为一个大和村民意识的主要条件——作为各个小的“村”共同体统一象征的天皇、通行的法制、同质的道文化等，并未受到任何损伤，所以其社会性格依旧不会轻易被改变。

　　积习难改的大和“村民”们，曾因向外宣泄私欲，而招致了人类史上首次核打击；而今又因追求私欲，导致了人类史上最大级别的核灾变，使其成为人类史上唯一经历了两次核灾难的人群。历经此次天灾人祸，日本人将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是彻底的痛定思痛，发挥“村民”思维方式及其行为模式的优点，再度创造灾后复兴的奇迹呢？还是偏执于“村民”思维方式及其行为模式的缺点，招致万劫不复呢？对此，值得世人谨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