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一”之后对历史的再认识
导读:小森阳一,1953年5月生于东京都,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著名的文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天皇制废止论者,现任日本“九条会”的事务局长。2011年9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日本社会文学会联合举办,清华大学东亚文化讲座协办的“‘九·一八事变’80年:思考中日关系中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小森阳一出席并做了《3.11大地震之后对历史的再认识》的讲演。
“三·一一”之后对历史的再认识
小森阳一
“三·一一”之后到今天为止我已经访问中国三次。每一次都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反复地向中国人说明包括“三·一一”之后受灾地的日本的情况。尽管到今天为止“三·一一”已经过去半年多了,但是我还是想再次谈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进入2000年之后,中日关系陷入到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我也不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能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李薇所长拥有同样的想法,我非常高兴。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三·一一’之后对历史的再认识”。首先,我想先给大家读一下一本书中的一段话:“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柳条湖事件’,开始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为标志中日两国进入到了全面战争的时期。1939年日本已经轰轰烈烈地陷入到了中日战争之中。同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开始。一个月之后,亡命美国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五封信,表示原子弹的制造在理论上是可能的。”1954年3月1日,发生了“三·一”事件,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在其附近的日本“第5福龙丸”号渔船上的船员几乎全部死亡。大石又七是其中的幸存者,他在最新出版的《抚顺》一书的最开头写有如下一段话:“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到‘三·一一’为止存在一个共通的认识,即‘九·一八’使核武器被投入到世界中。”是不是可以确立这种问题认识,这是需要重新追问的问题。
“九条会”的倡导人之一大江健三郎在“三·一一”之前曾写了一篇关于大石又七与“第5福龙丸”号事件的随笔,被连载于《朝日新闻》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三的“定义集”栏目中。在“三·一一”以前这个随笔的订正工作已经完成,被首先刊登在3月1日那一期上。大江健三郎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关于“三·一一”感想的采访中提到了这个事情。采访中大江健三郎的回答对于现在我们思考应具有怎样的历史认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意识。“从使核武器暧昧化的角度看,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的死难者远离了我们。我们意识到了这个根本的矛盾,但事实上日本已经再次拥有军备,加入到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之中。这是日本国暧昧性的中心所在。战后日本的发展一方面是保护宪法的和平条款,另一方面却在扩大军备,与美国形成了牢固的军事同盟,在没有把日本的发展作为问题加以明确定义的情况下,维持着保守政权。在这个方面的日本的暧昧性作为稳定的外交政策被坚持下来,它使得日本毫无理由地相信美国在核抑制方面的有效性。这一点大概与日本人无理由地相信原子能发电站的安全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总之,大江健三郎指出,战后,特别是1951年日本在签订旧金山媾和条约的同时,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进入到了日美安保体制之中。由此,形成了无理由相信美国核抑制能力有效性的体制。这一点与无理由地相信原子能发电的安全性是相关联的,必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日本的战后史。
我想再次强调,旧金山条约是正在朝鲜战争的进行过程中签订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2月麦克阿瑟总司令曾一度向美军司令部请求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杜鲁门总统暗示他即使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前敌司令官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使用原子弹。但是,在1950年3月份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上发表了《斯德哥尔摩宣言》,号召无条件禁止使用核武器,并开展了全世界的签名活动,半年中世界上有5亿人在上面签了名。这一草根运动要求禁止继广岛长崎之后继续使用核武器。和田春树在《朝鲜战争全史》中指出,1951年4月从时代背景上看,存在着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然而,对美国政府持批判态度的麦克阿瑟4月11日卸任后,朝鲜战争开始向停战谈判发展。
1951年9月日本签署了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由此进入到了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中曾根康弘在“三·一一”过后半个月,4月26日接受了《朝日新闻》的采访,他骄傲地表示自己具有政治家的先见性,最终推进了日本的原子能政策。对于最初制定原子能预算的情况他是这样说的:“与少数的同志商量,开始着手研究在1954年度预算案中加入原子能预算的事情。在党的干部秘密协商后,出其不意地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交了2亿3500万日元的预算案,使之通过。做这件事之前我们都明白这有可能会引起无知人士的阻挠。一些评论员认为‘中曾根康弘制定了制造原子弹的预算’而一片哗然。”然而,这些评论员的担心却是事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原子能发电的利益,一方面是发电,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材料。中曾根康弘自己使用了“出其不意”这个词,也就是说原子能预算是被秘密制定出来的。因为原子能预算是第一次被提出来,所以最初进展得很顺利。为什么会提出2亿3500万日元的原子能预算呢?中曾根康弘曾在私底下一边笑一边骄傲地说,因为是铀235所以就要了2亿3500万。在地球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铀,而能够进行原子能发电的只有铀235。预算案在国会通过的时间是1954年3月3日,即“3·1事件”过后两天。如果这个预算案是在“第5福龙丸”号回到日本之后提出来的,那么它大概就不能通过了,日本也就不会成为拥有原子能发电的国家了。“第5福龙丸”号受到美国原子弹爆炸试验发出的放射性尘埃的污染,回到日本将事实通过媒体公布出来是在3月16日。只有13天的时间差就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历史认识。当然,3月16日之后在日本爆发了强烈的禁止核武器运动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正力松太郎开始通过《读卖新闻》和日本电视极力宣传原子能和平利用发电,美国也决定给日本提供试验用原子炉。日本的原子能发电在“三·一一”之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总之,在使用核武器这一巨大的政治权力、军事实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势力与来自于草根的民众运动的对决中历史得以发展。
在我们重新反思历史时,需要看到在“三·一一”之后出现了一个引起曾经给过日本以重大援助的韩国民众强烈不信任的事件。2011年3月末美化侵略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系谱的自由社和育鹏社出版的教科书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查。8月末教科书的选用基本结束,其结果出现了在此之前未曾有过的令人遗憾的新情况。9月5日的时候,全国公立的580个选择地区中有10几个地区决定采用育鹏社的教科书。从全国7个教科书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的被使用率来看,育鹏社的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为3.6%,公民课教科书采用率为3.8%。“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系谱的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最早出现在2001年,从被使用率来看,历史教科书为0.039%,公民课教科书为0.055%。今年育鹏社将有可能超越清水书院教科书的市场占有率,用他们的话来讲这绝对是一场大的胜利。我反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科书,同时我还是以揭露该教科书之危险内容为目的的“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组织的召集人。今年9月18日在东京将召开“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第14次全国大会,原本我也要参加的,但是因为要出席今天的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讲所以我请假了。采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系谱的教科书的地区有一个共通的特征,这些地区保守派的行政首长大都与现在的野田佳彦总理大臣一样接受过松下政经塾的政治教育。大众性的选举选出了地区首长,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办教育,选择能够体察自己意思的人当教育长和教育委员,根本不听来自教育现场的声音,在结构上导致了教科书问题的出现。横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尽管有来自教育现场的声音,但完全被忽视了,教科书的选择由横滨市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长统一决定。这种做法是无视草根意见、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杉并区区长决定采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系谱的历史教科书后,遭到了来自草根的激烈反对而最终决定不采用了。总之,在草根层与领导层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冲绳县八重山地区的教科书选择问题。冲绳县八重山地区从8月末开始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八重山地区包含三个区域,石垣市、与那国町和竹富町。石垣市和与那国町9月3日决定采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系谱的育鹏社的公民课教科书。八重山地区教科书选择协议会会长玉津博克(石垣市教育长)决定统一采用育鹏社的教科书。然而这个命令下到竹富町的时候,被竹富町拒绝。如果一个地区没有采用同一种教科书,文部科学省所实施的教科书无偿发放政策就不能落实。因此现在文部科学省再次向八重山地区施压,要求其采用育鹏社的教科书。到现在为止这个事情仍处于胶着状态中,最终会怎样我也不得而知。总之,我想向大家汇报的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着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与自上而下的政治之间激烈斗争的时代,日本应在“三·一一”之后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与从执政党落马下来的自民党有深刻关系的日本会议也是支持否认历史的组织,它利用自己在全国的网络从草根层面也制造了自下而上地否认历史的运动。
那么,为什么在八重山地区或冲绳会出现教科书问题呢?这个问题只有将“九·一八”与“三·一一”联系起来进行历史反思才能够解释清楚。众所周知,从石垣市到竹富町是八重山地区。与中国具有领土争端的地方就位于该地区。去年发生“渔船事件”之后,在这个地区出现了要求自卫队驻扎的活动。八重山地区的历史认识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要与否认历史的势力对它的定位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冲绳战役的更名实际上是与历史认识以及日本对亚洲发动的战争的定位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围绕冲绳战役的教科书审查事件发生在中曾根康弘首相倡导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1980年代,和宣布在自己执政期间内修改日本国宪法、修改第九条、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安倍晋三首相欲摆脱战后体制的2000年代。这不单单是歪曲历史,而且也是与日本的国防,特别是与日美安保条约体制下自卫队将怎样参与美国所发动的战争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相关联的。总之,在冲绳战役中发生的“集团死亡”被改写成了“集团自杀”,即自己决定为国家殉国自杀。其中,日本国防毋庸置疑经常是与日美安保体制,或大江健三郎所谓的美国核保护伞之核抑制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大概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也不无关联。
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日本的战后史。1960年在安倍晋三的祖父岸信介的主持下日美安保协定被修改,1963年自卫队制服小组进行了有事法制研究,当时称为“三矢研究”,1966年防卫厅内部进一步开展了有事法制研究。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1965年家永三郎关于教科书的第一次诉讼。1980年代教科书问题的中心是作家曾野绫子所著的以渡嘉敷岛发生的住民被强迫集体自杀为主题的《一个神话的背景》。曾野绫子在冲绳刚刚回归的时候出版了这本书。在其影响下,1980年代再次发生了教科书审查事件,冲绳战役成了被关注的焦点。1982年经过教科书审查,决定删除冲绳县日军虐杀住民的内容,同时将书中的“侵略”改为“进出”。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冲绳全岛的抗议活动,文部省承认在冲绳岛上日本军队虐杀当地住民确有其事,但却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要搞清楚冲绳战役的特征。在第二年的教科书审查中,文部省对家永三郎执笔撰写的《日本史》教科书提出的意见是,要在“虐杀住民”前面加上“集团自杀”。“集团自杀”表示的是住民自我选择而发生的行为。家永三郎完全看穿了文部省的意图,对这个审查结果提出了第三次诉讼。这个审查意见发出当时,也正值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处于大转折时期。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日美两国在军事方面形成了紧密的关系。不仅如此,以原有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基轴,日本在这一时期公然开始着手研究有事法案。在此之前有事法案研究是在防卫厅内部秘密进行的。也恰恰是在同一时期,即1980年代发生了靖国神社A级战犯合祀、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为国民接受为国而死的思想奠定了基础。总之,1980年代的教科书审查再一次向国民传达了要有为国奉献生命的决心,或者说通过教育传播了这种观念。
2000年代因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有事法案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进入到了实施阶段,日本自卫队在协助美国军事行动的框架内开展了行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省审查,并为一些学校所采用。众所周知,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围绕着大江健三郎写的《冲绳日记》出现了“大江-岩波”审判事件。文部科学省以这个审判为借口,要求教科书中关于冲绳事件的记载改为“没有君命的集团自杀”。这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做法。2000 年代制定的有事法案是以战争为假想前提的法律体制,它包含着动员战争的意图在里面。新型日本国防的重点从苏联向南移动,从抑制变为对峙,从静态防御转变为动态防御。使日本防卫政策从静态防御转变为动态防御的关键,归根结底是日本与中国间的领土问题,从日本方面讲就是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围绕尖阁列岛的领土问题是所有历史认识问题的一个重要发端。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与冲绳返还联系并纠缠在一起的。但如果在冲绳返还时明确地写出钓鱼岛的归属,中美两国就不可能恢复邦交。
通过“三·一一”福岛核电站的事故,我们注意到有事法案所宣扬的保护国民都是谎言。日本自卫队连保护受灾地区的国民都很难办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情况即使是发生在日本列岛的内陆地区也是一样的。甚至一旦发生战争,日本自卫队根本无法对当地住民进行保护,人们有的只是绝望。正因如此,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发生后不久,要求美国国民躲避到80公里外的美利坚合众国,按照常理应该进行“友邦作战”,迅速参与救助包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内的“三·一一”大震灾中的受难者。然而,美国就好像对海啸中的受难者完全不管不顾那样在非常晚的时候,才特意派里根号航母前来救助。如果真的有想要救助的意思,相比里根号航母,能够迅速赶来的是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因为它驻扎在太平洋上。乔治华盛顿航母为了随时能从太平洋向印度洋地区,即中东地区出击,被停泊在日本海待命。实际上,里根号赶来后,船上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在20公里外,有意识地向日本国民展示他们正在开展救助活动。而一直在受灾地区进行救助的是没有带任何武器的日本自卫队队员。美国花费68亿日元预算用作同盟作战只是一个美谈而已。现在出任野田政权政调会长、在首相之前前往美国表示可以行使美国所要求的集团自卫权的前原诚司在担任外务大臣期间,决定每年向美国支付1880亿日元的在日美军驻留经费。68亿日元只是这个金额的1/3而已。如果真的是友邦,就不应该从遭受了灾害的日本那里每年收取1880亿日元的驻留经费。美军在恢复受海啸影响的仙台机场时做得很好,但是这些美军士兵在无线电台中的谈话中却把仙台机场称为仙台兵营,在此之前作为美军不能使用的民间机场旋即变成了美军能够使用的机场了。我认为这就是大江健三郎所谓的过于相信美国核保护伞的内涵。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按照大石又七所提出的问题意识重新反思历史。大石又七的《抚顺》一书准备在“三·一一”之前出版,但最终出版于9月15日。大石在该本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可以称为恶魔的氢弹,是地球上最令人恐怖的核武器。在太平洋上捕捞金枪鱼的“第五福龙丸”号渔船被这个恶魔抓到,受到了巨大伤害。船上23名船员有14人抛下了家人,身体因遭受核辐射伤害而在痛苦中迅速死亡。我最初也和同伴一样患了肝癌而痛苦的呻吟,但是最终只有我还能回到船上,接受采访。我经常想如果世间有佛或神的话,大概看到只有我这样一个人活下来而一定要救我的吧,对此我充满了感激。人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学进步,这是令人自豪的事情。但是,真的是进步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在科学文明的背后隐藏着令人恐怖的无法预知的恐怖世界。在仅仅一百年时间里,人类不断地将自己与自然割裂开来。在探索原子能学方面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人欣喜若狂,这些成果却被用于制造成核弹,人类为自己所制造的恐怖武器而心惊胆寒。为了掩盖这一错误,又开始倡导核的和平利用,开始全面普及原子能发电。然而,哪里是和平啊,原子能发电现在已经出了问题。
我认为大石又七书中提到的100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距今100年前,即1911年卢瑟福用实验证明了原子核的存在。原子质量集中在原子核,它居于原子的正中心,内部含有正电子。在它的周围负电子像太阳系的行星一样绕着原子核运动。这个原子核模型是卢瑟福在研究а射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使原子核分裂就是原子弹技术的开端。
夏目漱石在1911年8月15日在和歌山发表了题为《现代日本的开化》的讲演。幸运的是现在还有一些人关注着这个100年前的讲演,在平凡社出版的双月刊杂志《心》中作了关于它的特辑。下面我想把《现代日本的开化》的最后部分作为我此次讲演的结束语,“现代日本的情况是特殊的,我们的开化无疑是机械性的变化,只不过是流于表面的开化,如果想不流于表面踏踏实实地做则会患上神经衰弱。日本人可怜,日本人可哀,我们已经完全陷入到了一个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困境之中。”如何能够超越这个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困境呢?我衷心地希望这次会议能成为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