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若干问题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若干问题
白如纯
内容提要:东亚地区是日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舞台。要实现成为“政治大国”和“普通国家”的目标,保持经济大国的地位,决定了日本必须着眼于巩固战后长期以来所获得的地区外交成果。面对新的复杂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为进一步争取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地区主导地位，日本地区外交战略的调整自然也势在必行。在可预见的将来,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地区外交的有利依托，而加大与包括周边国家与地区组织在内的多边协调的力度,改善并加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关系与经济联系将成为日本提高国际地位、增加外交独立性的重要手段。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方兴未艾的亚洲区域主义潮流以及中国在地区地位与作用的不断攀升等因素使日本的地区战略调整存在一定的难度与变数。
关键词：日本外交 地区战略 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 调整
引言
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视角，东亚地区是日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舞台，也是战后以来日本十分重视却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矛盾与分歧多发的“震区”。尽管战后已近60年，冷战也已结束10余载，日本却仍然面临着如何与区域内的周边国家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的重要课题。[1]21世纪初期日本地区战略的制定与调整，自然要服务于日本实现成为“政治大国”与“普通国家”的总体战略思路。反之，日本地区外交的定位直接关系到其“政治大国”与“普通国家”夙愿的实现并受制于为实现该目标所作的努力。
一． 日本地区外交的形成与演变
至迟自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算起，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力量，其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可谓极尽挥洒，在地区无出其右者。尤其是以军事扩张为主要手段，对作为近邻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地区相继实施了疯狂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直到二战中战败投降为止。
对处于美国军事占领之下的日本来说,战后初期的地区外交曾一度无所作为，基本陷于瘫痪状态。1952年4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与扶持下，日本才正式重返世界与地区外交舞台。由于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之际，奉行对美追随外交的日本，无法与同为东北亚地区对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国、朝鲜开展外交活动，东南亚国家自然首先成为其地区外交的首要对象。通过解决战后赔偿、投资、经济援助、加强双边合作等一系列步骤，日本成功实现了重返东南亚的目标。[2]初见成效的地区外交，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战后重建，另一方面也恢复并坚定了日本朝野由于战败而丧失的民族自信。
6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确定，在对美外交中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地区外交在注重经济外交的同时，也开始向政治、安全领域转移。尤其是在70年代，鉴于美国战略调整带来的冲击及提供的契机，日本与中国、蒙古、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时，以1977年福田首相访问东南亚五国，“福田主义”出台为标志，日本与东盟的关系也进入了成熟阶段，从而大大改变了日本的周边政治、安全环境，拓宽了日本的地区战略空间。
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力量的空前膨胀，明确把“政治大国”“普通国家”作为志向的日本更加重视地区外交，政治大国“应该有世界性的影响，并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应是个领导国家，至少应是个区域的领导国家”（日本外交人士语）。一个明显的理由是：没有亚洲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日本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只能是一句空话。
冷战结束后，日本与地区其他国家关系中政治、经济并重的特点更加明显，日本谋求把过去以援助为主、偏重经济的关系改变为包括政治与安全合作在内的全方位关系。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积极支持东盟地区论坛（ARF）在该地区所发挥的作用，在东盟10+3（中、日、韩）框架下谋求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东北亚地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成为日本地区外交的重点。保持稳定的对华关系成为日本地区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日本也不断加大对朝鲜半岛的外交力度，在巩固美日韩同盟的同时，通过双边与多边渠道，改善两国一度十分紧张的关系。小泉首相两次访问平壤、实现与朝鲜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通过承诺向朝鲜提供援助以及积极参加“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形式，缓和与朝鲜的关系。
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东盟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地位有所下降，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期望值也重新增大，日本在地区经济中的作用再次凸显。危机导致的另一变化是区内各国合作意识的普遍增强。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及在区域内地位的不断攀升，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实质谈判之后，使日本产生了在区域合作中“将被排除在外”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促使日本在区域合作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与东亚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协调与合作。
笔者概括回顾日本战后至今的地区外交轨迹，用意在于理清一个思路，即日本不论在美国操纵控制时期也好，还是外交的独立性相对加大时期也罢，其对地区外交的力度皆堪称“尽心尽力”。虽然日本的地区外交政策不断在适时修整、充实，但可以看出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时期。其间可以归纳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即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确立，到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再定义完成；后一阶段是90年代中期至今并将延续，即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重新复苏，区域政治、经济、安全合作加强。尽管这两个阶段有必然的连续性，但相对而言，前一阶段追求政治与安全领域突破的色彩浓厚，后一阶段回归经济外交的倾向明显。
二．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目标
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中，亚太地区作为其生存、发展的舞台一直处于重要的位置。战后历届日本内阁，除了日美关系以外，最重视的即是同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关系。日本政府认为地区的稳定对其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上台后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口号，日本朝野上下经过一番议论与思索，逐渐在此口号下达成共识。与之相呼应，90年代初期，小泽一郎提出了“普通国家”论，小泽认为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就要在国际上“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尽理所当然的责任”，日本“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国际贡献，但在安全保障领域还不够”。[3]中曾根与小泽两论的共同目的在于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使日本成为“世界大国”，“普通国家”（一说正常国家）。
为此，日本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主要做法，一是依靠日美同盟体制增强军事实力；二是通过对外援助提高国际声望；三是借助联合国及国际机构扩大发言权；四是通过制定和完善国内相关法律，实现军事领域的突破。通过一系列内政外交努力，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提升。目前日本是出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国家，日本人担当许多联合国重要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相继推出与“有事”相关的诸多法案，已经事实上实现了突破“专守防卫”和自卫队走出国门的目的。日本的国际政治空间不断扩大，许多国家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甚至支持日本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外相2004年8月在访问印度时，两国就相互支持对方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达成共识。日本甚至为自己成为常任理事国制定过日程表。但是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上的不佳表现、美国的暧昧态度以及日本自身在国内经济、政治方面出现问题，使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存在着不确定因素。但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仍然稳固，军事实力在稳步增强，其成为政治大国的初衷依旧。随着世纪交替的到来，新一轮外交攻势已经开始，日本将更加重视在地区中的地位与形象，争取在地区政治、经济、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世界政治大国首先必须是地区大国。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目标是能继续充当“亚洲代言人”角色，成为地区起主导作用的政治经济大国。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目标能否顺利推进并取得预定的结果，以下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其不得不考虑并谨慎面对的。日本政府也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以最大限度实现其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目的。
首先，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及战略调整将是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日美同盟的内容和演变趋势。如前所述，日本战后至今的地区外交战略调整中有两次最重要的调整，一是冷战结束特别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日本政府经过在“多边安全合作”与“日美同盟”之间权衡利弊，很快决定继续把日美同盟置于能够推进其实现“政治大国”追求的首选项。通过与美国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6年4月）、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9月）、修改《自卫队法》等“周边事态”法案（1998年）等几大步，使产生于冷战时代的日美同盟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实质强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共同抵御苏联变为“地区性防范机制”，以对付地区“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4]日本借冷战结束之机使自己在地区的存在价值进一步得到提升。
其次，中国经济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及在地区地位的攀升对日本的地区主导作用的实现提出挑战。这也是前面所提及的日本已经到来并将继续进行的又一个地区战略调整阶段，即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复苏，区域合作势头不断加强的世纪之交乃至今后较长一个时期。
尽管参与亚太经济与安全合作的时间比日本晚，但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在地区外交中的出色表现，使中国日益成为东亚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先于日本与东盟签署了2010年前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文件，并于2003年10月成为最早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国家。在东北亚的安全合作尤其是解决“朝核”问题上，中国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日本“将被边缘化”的危机感使日本朝野产生不安情绪，并积极探讨扭转危局的办法。一个有力的证明是每年一度的东盟10+3（中、日、韩）首脑会议（2003•巴厘）刚刚落幕，2003年12月11、12日，日本在东京主办了日本和东盟（ASEAN）特别首脑会议。正如日本媒体着重强调的那样：这是东盟首脑首次在非东盟地区以外的国家举行会议，东盟10国的首脑、外长和经济部长们齐集东京，显示了日本和东盟国家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日本外务省的官员称其为（日本与东盟的）“历史性首脑会晤”。会议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主张，并提出了《行动计划》，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日本决心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主要国家争夺地区主导权方面有所作为。
三.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背景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受其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的双重影响，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产物。地区政策制定与调整的终极目标是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在本地区的利益，这一点是不变的铁律。国际与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的变化，要求决策者及时把握时局特征,相应调整政策。同时，由于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同利益集团的现实需求以及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与感情取向等原因，对国家利益内涵的界定会有所不同，尤其在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上可能会大相径庭。国际环境特别是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对日本地区战略具有影响作用，但内因主导、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理，对把握日本地区政策调整趋势仍具参考意义。
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内因是其成为“普通国家”和“政治大国”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在未来10到20内，日本地区战略不会脱离对美追随的主轴，同时会大力加强军事实力，并通过强化外交与经济手段，使日本能继续在东亚地区成为主导力量。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优势不会改变，保持和扩大经济、科技及产业优势将继续作为其立国之本，也是实现向“政治大国”转变的物质前提。但曾被誉为“经济优等生”的日本，近年来却出现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严格地说是不止十年的长期经济萧条。具有危机意识的日本人自然难以适应和忍受曾经被自己所不屑的后来者的赶超之势，必然想方设法扭转困境以摆脱被动局面。
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外部因素之一是受到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的影响。由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日本地区政策的改变必然要受到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牵制，同时日本也利用美国的调整来最大限度满足自己在地区的利益。冷战结束后，表面上日美同盟失去了原苏联这个现实的对手，但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政治影响与军事存在的目标没有改变。美国要推行单边主义、充当世界警察角色，需要其传统盟国继续分担责任的需要也没有改变。为配合美国的需要，日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投入巨资，作了“出钱不流血”的“国际贡献”。之后，又在九十年代中期，重新与美国定义了安全保障战略，把日本的军事介入范围扩大到“周边”，日本政府不失时机地推出在国内外引起争议的“周边事态法”，名正言顺地把自卫队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进入新千后，日本又在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得到美国的理解与支持，继2000年10月阿米蒂奇在其报告中鼓吹要加大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分量，公开其日本应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观点后，2004年7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发表的谈话中，再次表明对日本修改宪法，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支持。
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似乎给日本扩充军事实力提供了一个更顺理成章的机会，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日本在相继通过了“有事三法案”与“有事七法案”后，自卫队再次走出国门，参加驻伊拉克多国部队，日本军事大国化的目标正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
日本地区政策调整的另一外部原因是地区经济合作潮流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区域经济集团化与全球化的并行不悖。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重视地区主义、加强区域合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各种区域组织和集团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充当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太平洋彼岸，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于1994年开始启动；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智利等国形成了南美共同市场（MERCOSUR）；中美洲有安第斯共同体；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已处于消除关税贸易壁垒的更高层次的合作阶段。经过近40年的磨合与努力诞生的欧盟，标志着欧洲一体化已进入成熟阶段。[5]
与世界主要地区相比，东亚区域合作起步较晚。到世纪之交之时，世界上国民生产总值（GDP）排名前30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没有参加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只有日本、中国、韩国、香港、台湾，无一例外都位于东亚地区。[6]相对于同样作为主要经济区域的欧盟（EU）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域（NAFTA），东亚区域合作呈现如下主要特征（1）东亚区域合作缺乏主要大国的主导作用。与德法主导欧盟一体化进程以及美加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相比，东亚合作一直由东盟提供平台。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集团”设想，被认为是推动目前东亚地区合作的先驱之作。90年代中期特别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盟在推动地区合作方面一直充当着“主持人”的角色。而作为地区主要经济实体的中国和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在地区合作方面似乎一直犹抱琵琶，在口号与设想的文字游戏上踯躅。中日两国在地区合作上的犹豫与顾虑影响了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2）区内各国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差距悬殊是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的又一显著特征。
东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已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与严重性，正在以不同方式探讨东亚合作的模式。日本朝野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并在积极探讨可行性。2002年年，日本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诞生了东亚地区第一个自由贸易合作体，尽管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象征意义甚至超出其实际意义，但其积极作用与推动力量不可忽视。
目前东亚地区已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形势与前景普遍看好。东南亚地区的10国大东盟业已形成，以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为阵地,东盟内部的合作力度不断增强。ASEAN10+3（中、日、韩）首脑会议自1997年始,至2003年已经连续举办7届，日趋成熟的这一合作框架，为东亚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平台。目前，中国与东盟正在为10年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日本、韩国也在积极探讨与地区内的其他国家缔结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
与令人鼓舞的合作态势形成反差的是，东北亚地区在政治、安全领域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朝鲜半岛局势时冷时热，美、朝、韩、日间的互动关系似乎使每一次双边外交努力都充满变数；朝鲜半岛双方关系时冷时热的现实使日本以及周边相关国家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思考相应对策；台湾海峡两岸形式不容乐观，“两国论”与“一边一国论”引发两岸有关“一中”原则的对峙，统独之争有导致两岸冲突的危险；悬而未决的日中、日俄、日韩间的领土问题也事关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总之，东亚地区的东北亚和东南亚难以形成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政治经济领域的一体感，这两个地区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安全利益来说，似乎不存在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复杂的地区形势要求日本必须平衡好国内经济复兴与国际政治追求两方面的关系，以便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日本在新世纪初期的战略需要。
四.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前景与变数
一个几乎可以确定的结论是：日本在21世纪最初的10到20年间，将继续作为本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军事与政治大国，在地区经济、政治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既然日本已经明确把摆脱“战后体系”作为外交的基本目标，并准备辅之以政治、经济、及军事手段推动其实现，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不能不对其地区外交政策取向与具体行动予以极大关注，而日本方面也不能不对周边国家已经做出或可能做出的反应有所估计与回应。
基于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考虑，我们认为虽然日本在21世纪头20年这个调整对外战略的重要时期，基本不会摆脱追随美国的角色，但日美同盟的形式与内容将有新的变化，其对外形象将有大的改变。尤其在地区事务中，日本将以成为地区主导国家为目标，实施其大国战略。
明治维新后，日本加入了西方列强队伍，凌驾东亚各国之上，至今仍然栖身西方富国俱乐部，但不论从地缘、人种还是传统文化来看，日本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其浓郁的亚洲（东亚）情结始终不曾也无法泯灭。立足地区、称雄东亚，过去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都将是其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战后，日本以经济超大国的实力在东亚独领风骚。随着经济力量的膨胀，日本政治大国的目标随之确立。而政治大国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显然难以实现。日本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以种种借口增强军事力量。目前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军费大国，其军事实力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在地区更是独领风骚。而国内修改和平宪法，企图拥有“集体自卫权”甚至实现核武装的右翼鹰派势力大力鼓噪继续壮大军事力量。以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其危机感的极端发挥，将成为地区和平的潜在威胁。事实上，日本借助日美同盟机制，已经在法律上完备、实力上具有并事实上实现了走出国门的目的。
日本要成为地区主导作用的大国，以其仍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和管理水平，如果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起积极作用，取得地区各国的信任与支持，将有利于实现日本成为本地区起主导地位大国的目标。日本政府也采取积极的对策，推进区域一体化。小泉首相在访问东盟、参加各种官方与非官方论坛时，表明了推动地区合作的态度。即与包括中国、韩国、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内的各经济体一道，共同推动东亚合作与一体化进程。
尽管日本表现出了赞成区域联合的姿态，也参加了10+3合作框架，但总体表现比较被动，态度犹豫，行动迟缓，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称。究其原因，可以有两方面。一是在客观上，日本经历“失去的十年”，经济长期停滞，缺乏活力,进而缺乏自信心。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主观上缺乏明确而连贯的地区政策；“脱亚入欧”的思想根深蒂固，一切为美国马首是瞻；过去的成功带来的优越感作祟，不愿与后进者为伍；危机感与忧患意识病态发挥，惧怕中国等地区其他力量迅速发展，进而对日本形成威胁等等。所以日本会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做法即以逐步推进双边合作的形式，既封住认为政府对区域合作不力者的口，又能迎合各种主张“威胁论”者的心理。事实上这种走一步，退半步的做法，显然与区域合作的潮流相违背。
我们说日本地区战略调整充满变数，其一是日本地区战略调整将继续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使日本既有“借船出海”的便利，也使日本的地区政策制订充满可变性。我们知道日本地区战略之所以缺乏连贯性和明确性，主要是美日同盟关系的限制。美国在对待日本在地区作为方面的考虑似乎存在矛盾。一方面美国需要日本在基地、资金、技术、人员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布什政府目前全力投入却进展不利“反恐”战争，希望日本资金、基地及人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美国会为日本的政治大国追求网开一面[7]。另一方面，美国不愿意看到日本有朝一日再主导东亚事务，削弱甚至排除美国的影响力。日本有关区域合作的设想，许多由于美国的反对而夭折或胎死腹中。日本在谈论地区合作时，总要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拉进来，就是为了打消美国的疑虑。其次是中国崛起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其速度大大超出日本的预料，对此日本似乎缺乏心理准备。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势必影响日本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希望通过先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合作，确立优势地位，使中国从属于日本主导的地区秩序。而事实上这种如意算盘已经很难打成。在感到直接与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区合作出现困难与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便单独与东盟开始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日本学者大桥英夫认为“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东亚经济秩序正在重组”。[8]另外，日益热化的台海局势成为日本不能不考虑的现实问题，一旦两岸局势恶变为直接军事对抗，美国的介入一旦不可避免，作为同盟国，日本以什么样的身份和程度参与其中，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也不能不事前有所准备。其三是日本负担过重的历史债务——战后清算尚未完成；日朝关系正常化与北方领土问题；与周边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日本在地区的形象与作用的发挥。
结束语
日本在不同的地区外交政策给东亚地区造成了迥异的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局面。明治维新后，日本采取“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扩张政策，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东亚地区飞扬跋扈：并吞朝鲜，割占台湾，殖民东北（满洲），全面侵华，掠夺东南亚……东亚地区经济停滞，生灵涂炭。多行不义者得到的教训也惨痛的。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在贸易立国的口号下创造了经济奇迹。日本的成功也惠及邻国，东盟五国、韩国、台湾、香港、中国先后在日本的带动下，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但新世纪的降临并没有带来和平与繁荣，局部地区快速发展的背后也隐藏着不稳定因素。东亚地区尚有冷战遗留问题，是希望与危机并存之所在。日本采取怎样的地区战略令人世人关注。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日本能否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真正实现回归亚洲、融入东亚，将直接关系到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也关系着日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1] 日本国际关系学者田中明彦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最大失误就是没能处理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
[2]参见金熙德《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213页。
[3]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02ページ
[4]参见阎学通等《中国与亚太安全》时事出版社1999年142页
[5]菊池努「東アジア地域主義の可能性」「国際問題」２００１年５月号１６ページ
[6]山影進「东盟に対する日本の政策の演变」「国際問題」2001年1月号第６０ページ
[7]大橋英夫「中国対外経済政策の展開」「国際問題」2003年１月号36ページ
[8]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总统助理哈德利向到访的日本副外相逢泽一郎表示，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中国日报网站2004年月12日）
本文刊载于《日本学刊》2004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