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线条是跟随美国的战略发展展开，虽然受到宪法的制约，但90年代以来制定的一些特殊法，更加能够说明日本对美国的跟随。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等日本有影响的政治家相继提出了有关日本国家战略的口号，无论是期待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大国”的口号，还是与冷战结束相关联的“普通国家”的口号，都反映出日本提升国际地位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诉求。90年代以来，日本利用美国的全球的战略，实际扩大了日本外交以及军事的影响。这种半独立的外交军事状态，很难定义日本是否有自己明晰的战略，因此，我认为日本“至少有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而仅有目标，还并不能令人清晰地认识它为实现目标所制定的战略及其步骤。

在上次的会议上，我对中日美三边关系、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问题提出了我的基本看法：（1）处理中日关系时应注意不要有意无意地把中日两国的关系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2）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严重地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历史和解。由于历史反思不仅是国家的道歉，更是触及个体灵魂的思考，因而艰难并具长期性；（3）钓鱼岛存在争议可以以1972年恢复邦交时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见谈话为证明，而90年代以来日本外务省转变为否认争议的做法，意味着否定了双方“搁置争议”的默契。

以下围绕此次会议的主题谈三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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