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但对不同国家来说，这种影响又表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性。对日本而言，这场变局造成的国际环境变动的烈度不啻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冲击”；与冷战终结相比，挑战要大于机遇，影响也更长远、深刻。日本的对外战略政策据此开始做出调整，而这一调整也必然体现于对华政策、影响到中日关系。

一、国际变局对日本的多重冲击

　　当前，日本面临着国际环境变动的多重冲击。一是来自美国对外政策的直接冲击。尽管美国仍沿袭将双边同盟作为推行地区战略基本路径的传统思路，美日在军事防务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加强，但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对外政策，导致美日在经贸、防务、国际秩序构建等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上升。“同盟裂痕”的扩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贸易领域，日本面临美国制裁及威胁制裁的压力；美国频频退出多边体制，日本赖以生存、维持繁荣的国际制度保障面临风险；同盟政策上，特朗普政府不明确承诺条约义务，同时单方面提升日方成本，使日本对同盟的政治信任产生动摇。

　　二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首先，中美贸易摩擦也使日本遭受商业利益的损失。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材料和设备遍及全球，因此极容易受到贸易下滑的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复杂的供应链的弹性，这些供应链帮助建构了美中贸易相互依存，反过来又为美中贸易相互依存所塑造。”其次，中美经济摩擦如果扩散到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将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日本对华出口中，零部件使用了美国产品或者美国软件的商品今后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东芝事件”可能重演。在如此“美中冲突、对立的时代”，日本如何能够安然无恙，成为头号课题。

    三是朝核变局、东北亚局势的缓和。首先，日本现实安全压力陡然增大。在朝韩关系改善的背景下，如果美国真的缩编或撤离驻韩美军，日本“将失去韩国这个缓冲区，直接面对属于前社会主义阵营、缺少共同价值观的中国和俄罗斯”。“目前位于北纬38度附近的对朝防卫线就会南下至对马海峡”，“日本就成了前沿国家”。而且驻韩美军缩编或撤离还极有可能在冲绳引发连锁反应。其次，安倍内阁借朝鲜威胁推动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前提不复存在。最后，对日本的战略心理造成重创。这与当年的“尼克松冲击”颇为相似。日本官方智库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专家指出，“当特朗普总统毫不犹豫地接受金正恩关于举行美朝峰会的提议，甚至在没有与地区盟友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就提出可能撤走驻韩美军时，日本感到无比震惊。”“随着特朗普总统的出现，日本决策者在战后首次对他们支持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政策产生了严重质疑。”用自民党总裁外交特别助理河井克行的话说，通过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谈，“我们明白了，现在同盟的本质已经变成了交易”。

二、“特朗普冲击”与“尼克松冲击”的历史比较

　　日本的战略学界常常将当前的“特朗普冲击”与48年前的“尼克松冲击”相比拟。实际上，这二者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分析对比这些相同点或不同点，对准确、深入把握日本时下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及反应，是十分必要的。

　　从表面看，两次“冲击”都起因于美国战略政策调整。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世界上形成了尼克松所谓的“五大力量中心”，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相对下降，美苏冷战攻守易位。尼克松上台后在亚洲实施“战略收缩”，减少地区介入，要求盟国分担责任，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缓和政策，改善对华关系。1971年7月美国宣布尼克松总统将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而事前对日本秘而不宣;8月，为抑制国内通货膨胀、阻止黄金外流，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和黄金挂钩。日元汇率从1971年的1美元兑310多日元升至1973年的1美元兑280日元左右，升值约12%，使日本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急剧缩水。两次“尼克松冲击”构成的“震惊世界的政策调整之举”，在外交、经济领域对日本造成巨大冲击，并引发政治混乱，“已成为日本人的记忆的一章”。

　　但是，“尼克松冲击”发生在日本的国势上升期。此前日本超越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又超过苏联跃居世界第二。而“特朗普冲击”是在日本陷入国势衰退期的不利背景下出现的。在平成时代开启的1989年，日本的GDP占世界的15%，而30年后的今天已降至6%。日本主流媒体民调显示，面对“你对平成时代的印象”这样的问题，日本人受访者回答“不稳定”“停滞”的比率超过回答“稳定”和“发展”的比率，这与30年前同类调查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因素导致日本对“特朗普冲击”反应更敏感，战略危机感强烈，也会影响应对冲击的路径方式的选择。

　　从深层次看，日本面临的危机并非始自特朗普，“特朗普冲击”不过是日本面临的多重冲击的一种标识。21世纪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着国际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化发展以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并在不同地区引发程度不同的地缘政治效应。日本作为身处亚洲的传统发达国家，感受到的冲击尤其巨大。实际上，“十多年来，有关地区和全球权力转移以及美国主导地位削弱的话题一直是日本精英讨论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导致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规则“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的主要因素，一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从内部动摇了秩序的根基，二是伴随国际权力的转移，中俄等国试图“挑战现状”，探索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总之，特朗普执政这一短期现象与国际权力转移的长期趋势相互绞合，使日本处于被左右夹击的“三明治”状态。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冲击”是在冷战结束近30年、全球化深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既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之量级自然是“尼克松冲击”所无法比拟的。日本的经济触角早已深入昔日东方阵营之中，与有关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联系、相互依存远非48年前所能比。全球范围内，国家间关系模式发生根本变化，不存在单纯的对抗，也不存在单纯的合作。这些主客观基本条件对日本应对冲击的路径方式明显具有制约作用，它很难简单采取“非黑即白”的两分法应对模式，而只能采取复合统筹、多向对冲的“超级工具箱”应对模式。

三、日本应对冲击的基本路径

　　一是强调战略自主，寻找大国关系平衡点。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开始明显强化战略自主概念，“拼外交”“拼战略”。这在2009年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对外政策中有充分体现。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又加入了“拼安全”成分。实际上，“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日本政府即已开始调整安全政策，以增强日本的独立能力”。日本寻找大国关系平衡点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对中美外交上，而广域合作政策被其作为构建平衡的综合性战略杠杆。

　　CPTPP就被当作是一把具有多重平衡、对冲作用的“多刃剑”。首先，以中国等部分新兴国家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曰“数字保护主义”给企业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的规则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CPTPP为在亚太地区推广高水平规则迈出了重要一步。其次，日本可以将CPTPP作为杠杆，撬动地区合作，刺激RCEP加速谈判进程。最后，促进美国向多边主义的回归。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CPTPP、RCEP，美国没有加入这些框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美国出口企业在亚洲市场上与那些超级自贸协定成员国竞争时，就将陷入不利境地。这最终会增强美国国内要求重返TPP的诉求”。

　　二是“回归亚洲”，多元构建战略关系。1999年世贸组织多边谈判西雅图回合失败后，日本开始向地区主义回归,意在依托东亚区域合作、赢得全球竞争。在安全军事领域，国际战略分析界认为，日本实际上没有像2015年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所指向的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与美在战时包括“灰色地带”情形下的“无缝对接”，而是开始回归地区本源。他们认为这既反映了“中国元素”在日美安全军事战略中的进一步凸显，也是东京的一种风险规避措施——依托地区对冲“特朗普冲击”。在双边层面，日本与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互动更加频繁，防务合作关系持续增强。在多边领域，日本积极构建日印澳、日美印澳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提升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关系，与盟国及安全伙伴一道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

　　三是稳定日美同盟，同时增强自主行为能力。日本谋求对外战略关系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放弃日美同盟，相反，在国际权力格局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在战略安全领域，现阶段日本对美国的需求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且这种需求很难由第三方来替代满足，日本的安全感只能从美国那里获取。不过，连日本前驻美大使加藤良三都主张，鉴于特朗普“向独特的单边主义倾斜”，似乎选择了走“无赖超级大国”道路，日本要坚持实现自己所要求的朝鲜“完全、可核查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CVID），需要拿出自主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包括强化导弹防御在内的自卫能力。“在牢固的日美关系下，自立性更强的日本，应该是对世界稳定而言不可缺少的角色。”总之，日本一方面需要强化日美同盟，以确保有能力应付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特朗普可能在日美同盟政策上突然变脸做好“B计划”，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提早准备。

　　具体到中日关系来看，日本饱受国际变局带来的冲击，这对其对华政策、中日关系意味着什么？首先它会部分地转化为安倍内阁改善对华关系的动力，这一点已经被2017年以来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好转所证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潜力巨大。但是，日本对华政策的调适方向又绝不会是“纯合作”那么简单。中国崛起本身即构成“日本危机”的重要源头，但发展对华合作又是日本克服危机的必由之路——基于如此自我矛盾的对华战略定位，今后日本在中国面前将不断展示内含各种复杂政策组合的“超级工具箱”。在国际战略层面，日本将继续投棋布子、造势做局，调动可以调动的资源平衡中国；在双边层面，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基调的对华政策；甚至在合作领域、合作项目中，也会融入竞争、牵制、对冲元素。从这个意义讲，中日关系变得更复杂了，不宜再用“友好、合作”或“恶化、对峙”的尺度大而化之地衡量。博弈在走向深化、趋于精致，中国需要为此做好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