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的“ 1955 年体制”确立后，就总体而言，直至 80 年代初期，自民党政权基本坚持了吉田路线，即“重经济、轻军备”、在日美同盟体制下谋求日本和平发展的路线。这是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的最主要的反映。此所谓“保守主义”，与革新主义相对立，亦与自由主义相区别，主张维护资本主义的传统理念和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通过改革谋求发展。自民党在 1960 年党大会通过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纲要》中阐明，“保守主义既具有维持的性质，又具有改良的能力，协调地进行保守和改革”，强调中庸精神和民主主义，在凯恩斯经济理论指导下搞所谓的“新资本主义”。但至 80 年代中期，以民族主义鹰派著称的中曾根康弘在西方大国盛行里根、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路线的国际背景下提出了日本式的“新保守主义”路线。他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在坚持日美同盟的条件下，增大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实现“战后政治总决算”，力图在国际舞台上抬高日本的地位。他提出“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在思想意识方面，中曾根则鼓吹日本文化优越论，突出宣扬天皇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尊崇天皇制的权威的思想始终一贯地在国民中间流传下来”。

此后直至 90 年代中期，新老保守政党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思想特征，主要是坚持否认侵略历史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怀念“旧时代”日本“辉煌的历史”，推崇天皇制，鼓吹弘扬大和民族的“精神凝聚力”。一种追求日本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意图，与作为政治意识或政治思想而存在的保守主义，汇成了当代日本民族保守主义的总体价值取向。

所谓“民族保守主义”，是指今天占据日本政治舞台中心的主流派政治家普遍奉行的“安邦立国”的政治理念以及由此提出的政策路线和政治主张。其理论特色明显表现为一系列否认日本侵略历史、反对“一国和平主义”、鼓吹恢复日本“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说教。而其政治内涵则是追求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通过改革保守政党的政治路线和施政纲领去治理国家。

自中曾根鼓吹“战后政治总决算”以后，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石原慎太郎等人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显现出来的“强军立国”战略思想等陆续登场。民族保守主义在日本形成气候，并逐渐占据了政坛主流地位。这些政治家的共同特征，是具有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又怀有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冲动。

之所以用“民族保守主义”概念来归纳当今日本政坛上的主流政治意识，是因为迄今人们对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政治走势的种种界定，并未能够完整、准确地究明其本质。尽管“政治总体保守化”、“政治右倾化”、“新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等概念从某种角度捕捉到了日本政治发展的某些特征，却未能阐明日本政治结构变化的本质和动因。然而，既然作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主义”，就需要有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来支撑。但在历来缺乏政治理论体系而重视政治行动的日本，民族保守主义则体现在当今日本政坛主流政治家的政治活动与政策实施当中。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不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不再单纯地追求维持旧有国家秩序，而是要谋求建立在不断扩大国家利益基础上的新秩序。今天的日本民族并不处在被侵略、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它无须通过张扬民族主义来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但是，对近代日本侵略史没有正确认识的日本政治精英们面对当前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并非完全没有重新捡起帝国主义时期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可能性。所以，这些政治精英们在继续实践保守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政策主张的同时，鼓吹“日本民族优秀论”是其必然选择。这种民族保守主义不仅是自民党一党的主张、信念和价值观，也是其他保守政党的政治基础，并正在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在社会上蔓延滋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甚至会成为公众舆论和社会思潮的主流。

民族保守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政治局势与日本自身的变化的产物。其中，日本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起着重要作用。当年，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等人曾将日本政治文化定义为“工具文化”，其特点是通过迅速借用政治文化去实现一个个具体的政治目标，从而使“新的政治势力”得以结合到整个政治系统之中。日本今天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也正是利用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动，在争取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了政治主流地位。反过来，他们又利用这种政治主流地位去广为传播民族保守主义的政治价值观，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以利于他们政治理想的实现。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民族保守主义中的上述与侵略历史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民族主义因素会进一步增大，这种变化值得人们深思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