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日间因存在太多的曲解、误解和不了解、不理解，造成两国关系处于“经热政冷”、“民热官冷”的失衡状态和复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互信危机。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则需双方从战略大局出发，从利益共同点入手，从具体事情做起，立即停止人为的恶意曲解，逐步消除主、客观原因造成的误解，加强多层次的交流沟通以增加了解，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以加深理解，通过排除障碍，达成共识，共同创造“经热政热”、“民热官热”的和谐氛围，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友好互信、合作双赢的方向发展。

1. 恪守各项原则，维护政治基础。中日双方都视对方为重要的国家，视中日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为建立和发展中日间平等、务实、成熟、稳固的新型国家关系，双方就必须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三个政治文件所体现的原则精神，维持和巩固由三个文件构成的政治基础。“反省历史，永不再战，尊重主权，反对霸权，和平友好，合作发展”是三个文件的基本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要对那场侵略战争切实进行深刻的反省，以及用实际行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1972年9月28日，当得知中日复交谈判的代表确定次日正式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并由日方宣布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的日程安排后，周恩来总理当场挥毫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大字赠送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奋笔写下“信为万事之本”的名句回赠周总理。这充分说明，国之交往要讲究诚信。唯其如此，才能排除两国间的政治障碍，建立人民间的互信，确保中日关系的平顺发展。

2. 彼此换位思考，创造良好环境。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与邻里间的关系。地理上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中日两国必须毗邻而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两国人民必须友好相处。自中日复交之日起，中国政府和人民就希望尽快翻过两国关系史上那不愉快的一页，化干戈为玉帛，永不兵戎相见。近年来，中国人民之所以对日本极少数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极为反感，绝不是为了“打历史牌”压日本，恰恰相反，正是为了着眼未来，使历史的经验教训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前进的动力，而不是成为包袱或死结。既然欧洲的世仇德、法两国能够实现历史性和解，希拉克总统和施罗德总理能够共同出席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那么亚洲的中日两国的领导人难道就不能共同出席纪念“九一八”、“七七”等的活动吗？

关于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的问题，二战结束已经60个年头，早已是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日本希望成为“普通国家”，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成为“普通国家”的目的不是为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多做与本国的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更大的贡献，而仅仅是为了成为政治甚至军事大国，再次称霸东亚，那么引起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东亚邻国的忧虑和警惕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如何认识历史和日本将走什么样的道路，绝不单单是日本的内政问题。要想取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理解与认可，在日本首先拿出诚意的同时，还需要双方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遇事多考虑对方国民的感情，多从两国关系的大局着想，为消除疑虑、增加互信创造良好的社会和舆论环境。在这方面，负有重大责任的政治家、舆论界不仅要注意自身的影响，凡事三思而行，做中日友好的促进派，而且对于那些错误的观点要及时加以批判，对于那些不当的言行或过激的情绪要循循善诱，多做解释、说服和教育工作，确保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3. 巩固既有成果，扩大共同利益。在论及中日关系现状之际，有些人往往看负面的问题多，看正面的成果少，甚至以偏概全，以点遮面，给人以悲观的印象。但实际上，中日复交30余年来两国友好合作的成果是巨大的，甚至是令其他双边关系望尘莫及的。关键是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两分法去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目前的中日关系，在重视并积极解决这些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分歧与问题的同时，充分肯定业已取得的战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和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点，从而为两国关系的更大发展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开拓中日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时代。例如，在进一步扩大双方的投资、贸易规模，挖掘中方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的潜力等方面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中日在环保、能源等领域里的合作才刚刚开始，有待于日方进一步参与其中；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建设京沪高速铁路等大型项目，正等待着日本企业的加盟和竞标；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的金融、保险、服务业等领域将进一步对外放开，日本的企业完全有能力抓住这些商机。

在地区问题上，东亚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要求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呼声日益强烈，中日两国有责任共同推动这一进程。面对区域内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的威胁，以及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中日两国有必要协同区域内其他国家，密切合作，联手行动，建立起严密的打击网络和新型的合作安全机制，以确保东亚地区长期、稳定、健康、有序的发展，为共同振兴亚洲做出应有的贡献。

4. 加强民间交流，确保世代友好。中日两国有着长达两千余年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和长期的民间交流传统。战后50余年来，民间交流为中日复交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在中日关系处于重大转折，并将迎来平等务实、成熟互利新时期的过程中，民间交流必将继续起到任何官方或其他渠道都无法代替的重要作用。为此，首先是双方的政府要把民间交流置于事关中日世代友好、携手共进、互利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要位置，在给予高度重视的同时，为进一步活跃民间交流提供更加宽松的条件、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其次是民间双方要与时俱进，树立更高、更远、更新的奋斗目标，以新的姿态、新的举措、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把中日友好广泛、深入、持久地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其三是在拓展政治、经济交流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扩大人员往来，缩小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增进相互间“心与心”的理解，以期增信释疑，真正实现感情上的“正常化”；其四是对于两国关系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矛盾和摩擦，民间力量应从大局出发，以坦荡的胸襟、冷静的思维、平和的态度、理性的举措、不懈的精神，努力协助双方政府妥善处理，把有碍于友好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其五是注重扩大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加紧培养后继人才，使中日友好的大业蓬勃兴旺，世代相传。

5. 提高战略对话层次，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复交之后，中日关系走过了复杂而又曲折的历程，既形成了互相依存、无法割舍的共同利益结构，也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和摩擦。但每当矛盾和摩擦出现时，由于两国间存在着诸多的利益共同点和坚实的民间友好基础这种抑制因素，通过双方的具体对话总能以理性思考战胜感情冲突，使中日政治摩擦得以保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然而，这种就事论事、临时抱佛脚的对话方式只能暂时缓和矛盾与摩擦，却不能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需要中日开展更高层次的战略对话。中日政治摩擦的根源，是两国间战略互信的极端缺乏和与此相关联的戒备心理、竞争意识、感情对立的上升。战略对话虽不会马上消除两国间根深蒂固的分歧与矛盾，但它可降低政治摩擦的频度与烈度，为从根本上解决具体问题铺平道路，并最终把中日关系引向战略层次上的和解与合作。

中日两国的未来在亚洲，亚洲的未来在于中日合作。为实现中日的战略和解与合作，双方在提高战略对话层次的同时，有必要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这种多边合作的进程和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这是因为，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不仅是时代的潮流和呼声，有利于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与和平，而且通过共同参与，也有助于扩大中日的利益共同点，有助于培养双方的亲和力、认同感和一体感，有助于逐步消除彼此间相互猜疑的心理障碍。之所以说要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因为美国不仅在东亚有着重大的战略利益，且与日本结有同盟关系。在推进中日合作和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中日双方在充分考虑和照顾到美国利益的同时，既要防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要努力避免或最大限度地降低同盟关系对非同盟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尽量使中美日保持“等边的三角关系”。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同盟的向心力必然对非同盟产生相等的排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