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系列会议、酒会、论坛余音尚在，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的中日关系节点又款款到来。中日关系在新的一年里如何发展、两国之间横亘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将如何变化、中日两大民族怎样超越历史局限达成民族和解，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超出外交事务与专业研究领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一、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内外原因 

　　当前，中日关系处在持续改善过程中，尽管这个过程仍不时出现一些杂音，但双方相向而行的努力正在成为两国关系近期的基本特征。这种起自2017年春季的变化，既是中国自身成功发展、领导人亲力亲为、外交职能部门不懈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安倍政府此前多年实行的围堵、扼制中国政策碰壁后在内外压力作用下不得已做出的新选择。换言之，在对华政策上，安倍晋三首相及其所领导的自（自民党）公（公明党）联合政府做出的改变，主要是缘于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需要。 

　　从内部原因看，促使安倍政府实行改善对华关系举措的内生动力分别来自日本经济界与自民党内部温和派政治家及公明党，他们或者是担心错过搭中国“一带一路”便车发展自身的机会，或者是希望增加日本安全战略的选项，不愿意一味与中国对抗。其结果是日本国内的政经合力促成了一种对华关系的钟摆效应，从敌视朝着对话、缓和的方向回归。 

　　从外部原因看，一方面安倍政府与美国建制派仍保持着良好关系，其中共同对抗中国的意图不言自明；但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安倍政府想要维持几年前日美二对一地扼制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加之此前朝鲜半岛安全局势骤然恶化，日本既纠结于中美过度接近，又恐惧美国会抛开自己与朝鲜在水面下和解。这种纠结和恐惧具体化为两个军事安全的梦魇——担心卷入半岛局势恶化后的战争和担心美国的“越顶外交”。因此，向中国做出改善关系的试探，也随之成为安倍政府必然的政策选择。基于上述原因，安倍政府目前执行的改善对华战略及其具体政策，自然也会随着实现战略目标的各种条件而不断变化，甚至有人大胆预言这个时间窗口大体在两年左右。 

二、改善中日关系需要增加互信减少误判 

　　鉴于上述情况，如何抓住机遇把控中日关系，为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就成为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今天，就中国对日外交而言，为了促使日本与自己相向而行，确保两国关系早日回到并不再脱离正常轨道，防止以往“结冰—融冰—再结冰—再融冰”的怪圈重演，就必须要求日本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的基本精神，而且一定要言而有信。 

　　当前，中日关系改善的最大障碍仍在于政治互信不足，影响关系改善的症结表现为能否将对方的发展看作己方机遇，能否真正抛开陈旧思维下的敌视与恐惧。政治上的不信任还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民情，使两国民意渐行渐远，并最终反过来成为制约两国政府改善国家关系的负面压力。最近一个时期，日本社会舆论中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但同时“中国威胁论”开始变种为“中国霸权论”和“中国傲慢论”。如果说“中国崩溃论”的崩溃是中国成功发展带来的不攻自破的结果，那么“中国威胁论”及其变种则在于日本对中国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存在误解。中国关于未来发展蓝图已经讲得很清楚。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承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日本还是无法放心中国的快速发展，甚至感受到中国的“霸道”或“威胁”。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日本不能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正视中国的正当要求，无视中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和现实，以实际行动，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的结果，只有对话谈判才能化解冲突，使问题趋向解决。此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是否是“威胁”与是否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无直接关系，关键在于双方之间的“敌友判别”。中国随着国力增长及对世界贡献的增长，开展正常的军事训练并不针对特定国家。对此，日本不必大肆炒作，更不必刻意放大某些偶发、突发事件。因为炒作不利于改善关系，只会造成更深、更多的误解与误判，最终加剧矛盾。 

　　按照博弈论的观点，一个行为主体会在权衡利弊得失后选择诚信或撕毁诚信。中国对于日本政府也很难建立踏实的信任关系。究其原因，在两国交往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人通常笃信“百巧输于一诚”，而精明的日本人失信、毁约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所以，早在中日建交之初，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政治家的手书告诫就是“言必信，行必果”，日本领导人也写下“信为万事之本”回赠中方。可惜，言而有信的日本政治家随着复交后两国关系演化而递减，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几十年中，日本政坛上罔顾历史事实的“妄言”递增。结果是日本利用和辜负了中国的信任，中国犹如古老寓言“农夫和蛇”中的农夫一样，尝到了善心换来的苦果。 

三、警惕右翼势力破坏与促进民族和解 

　　除了上述安倍政府的不确定性外，2018年中日关系向好还面临着来自日本各界的重重阻力。在日本，恐惧中日关系好转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依然存在。2017年8月，右翼文人西尾干二在《产经新闻》撰文痛批安倍首相，称“安倍晋三是明哲保身的胆小鬼，完全背叛了国民！”同年9月，西尾出版《真假保守——从保守立场出发的安倍政治批判》一书，继续从右翼立场对安倍施压。接着，日本《产经新闻》麾下的杂志《SAPIO》2017年11月号和12月号刊发一组文章，攻击中国的涉日部门和对日研究机构。与此同时，支持安倍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强军路线的声音不绝于耳。以极右势力代表人物自居的田久保忠卫在该杂志撰文称，“在亚洲，中国随着势力增长越来越肆无忌惮，同时美国作为同盟国的势力却在萎缩中走下坡路。一旦有事，美国人会为保卫日本而付出血的代价吗？严酷的现实是日本宪法并未表明自卫队的存在……对于保留（第九条）前两款的‘加宪方案’，保守势力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远未达标。”田久保忠卫极力怂恿安倍首相，“如今，在自民党选举大胜的形势下，首相更应该成为‘原来的那个安倍’，要鼓起勇气彻底删除和平宪法中第九条的1、2两款。”两国民意渐行渐远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众所周知，中日关系向好的民意基础仍不牢固，日本民众对华认知仍在拖两国关系改善的后腿。2017年12月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尽管今年中日两国民众对中日关系的评价及国民感情都出现好转，但负面评价仍占主流，推动两国关系向好的民意基础仍不牢固……日本受访者认为当前中日关系‘差’或‘比较差’的比例为44.9%；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不好’或‘相对不好’的仍达88.3%。”由于多年来日本政界与媒体抹黑中国的恶劣影响，日本老百姓不能正确看待钓鱼岛主权争端这一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不仅对中国方面提供的历史证据及国际法理依据视而不见，还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认定“中国在抢夺日本的固有领土”；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听信右翼宣传，要么指责中国“打历史牌”矮化日本，要么抱怨“中国人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对华认知可谓每况愈下。 

　　这种误解源于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需要的是什么。其实，中国人要的只是一个态度，即尊重历史事实的真相。70年前的战争已经远去，但由于日本右翼势力总是想篡改历史，屡次发出歪曲历史的言论，历史就仍然“活在”中国人的现实记忆中，而且因此充满了仇恨。实际上，只要日本方面不篡改历史事实，不再发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不存在慰安妇问题”“大东亚战争是亚洲解放战争”之类的声音，中国政府和老百姓是不愿意主动触碰心灵伤口的。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在这样多点重合的年份，怎样看待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事关两国关系的明天。为促进民族和解，在此建议构建“三个工程”。 

　　第一，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良心工程。双方努力还原近现代历史的本来面貌，正视过去的历史，从中吸取教训，为共创新时期互利合作的历史奠定基础。中日之间需要民族和解，但单纯的遗忘并不是真正的宽恕。遗忘只是忽略，而宽恕则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宽恕需要基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受害方与加害方共同面对历史，才能对抗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旧的冷战思维下零和博弈的对抗情绪。在这一重要的政治过程中，良心工程直接关系到两国关系的未来。 

　　第二，是大力开展社会文化交流的民心工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两国民众对中日关系的负面评价占据主流，与日本某些媒体不能客观准确地报道中国导致民众认知偏颇失准不无关系。通过广泛的接触交流，逐步改善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是从根本上实现民族和解的唯一途径，需要两国政府、智库、媒体，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第三，是促进社会福祉与医疗健康项目上的爱心工程。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不应停留在口头上，不应预设或附带不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医疗保健、老年护理等领域的合作具有广阔市场和技术、人员互补的优势，应当积极推进改善生存环境，使两国民众受惠的合作项目。 

　　综上所述，为了促使中日关系稳步前行，双方还是要回归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初心，恪守逐步构筑起来的“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认真遵守2014年11月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为了真正实现中日关系好转，唯有坚持维护两国关系大局，多做有助于增信释疑的事情，积极同中国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才能真正造福两国民众，中日关系才可能有稳步走向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