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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官方开发援助40年回顾与展望

作者:常思纯   来源: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4期   时间:2018-08-02

  政府开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以下简称ODA) 是指由发达国家官方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 赠与比例至少达到援助总额25%以上 (1)的援助。日本于1979年正式决定对华提供由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三部分组成的政府开发援助。其中日元贷款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占到30年来日本对华ODA累计总额的90%以上。日元贷款是日本利用本国税款和储蓄来实施的政策行为,也自然成为日本实现对华政策意图和外交目的的重要工具。尤其应注意的是, 日元贷款属于长期低息贷款, 中国仍需向日本偿还本息。在此基础上,日本作为提供援助的一方,与中国建立了长达数十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稳定对华关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2008年以后日本终止对华提供新贷款,尽管仍继续提供少量无偿资金和技术援助,但ODA在中日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本文拟回顾40年来日本对华ODA的发展历程,思考在ODA走向终结之际, 中日两国如何在新时代利用“一带一路”平台推动经济合作与政治互信的发展。

   一、日本对华ODA的演进与变化 

   (一) 重在推动经济合作 (1979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 

  日本对华提供ODA是出于从中国进口能源和开拓中国市场的经济利益需要,同时也伴随着加强中日友好关系、维持中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意图。这虽然不是日方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直接补偿,但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日本以大平正芳为首的很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做法很是感动, 他们都认为日本经济取得发展后, 应该对还比较落后的中国提供经济援助。1979年12月5日, 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正式访华, 并表示日本将基于三原则 (2) 提供对华ODA, 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提供帮助。日方在由中国提供的项目清单中选择了五强溪水力发电站等六个有利于日本从中国进口能源的项目来提供日元贷款, 总计金额为3309亿日元。 (3) 此后, 日本对华ODA作为重要“工具”, 对推动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实现日本对华政策意图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对华日元贷款的决定方式上, 日本只在1979年度采取了每年决定援助金额的“单年度决定方式”, 此后三次的日元贷款都采用每次决定未来5~6年对华援助额度的“多年度决定方式”, 并且都在日本首相访华时宣布计划, 将援助作为访华“礼物”, 大力推进对华经济外交。1984年3月, 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 宣布对华第二批日元贷款金额为4700亿日元, 用于建设天水桥水力发电站等7个项目。在日元升值、原材料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下, 日本于1988年又追加了修建北京地铁、辽宁本溪观音阁水库等9个对华日元贷款项目。 (4) 1988年, 时任首相竹下登在访华期间宣布, 日本将在1990~1995年对华提供第三批日元贷款, 用于电力、铁路、港口、机场道路、通信、城市建设、农业等42个大型项目的建设, 总额达到8100亿日元。第三批日元贷款不仅在金额上大大超过了前两次, 在实际援助项目数量上也实现了大幅增长。 (5)

  除上述三个批次的日元贷款外, 从1980年起, 日本还对华提供了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 主要用于医疗保健、环境保护、人才培养和教育等领域。至1995年末, 日本共对华提供了16808.73亿日元贷款、961.01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788.44亿日元的技术援助。在此期间, 日本从中国接收进修生6270人, 派遣专家和调查团分别达到3130人和7603人, 客观上对中国加强人才培育和学习日本先进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6)

   (二) 强调附加政治条件 (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8年) 

  冷战结束后, 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中日各自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发生显著变化, 双方矛盾与摩擦逐渐凸显。1992年日本通过“新ODA大纲”, 公开对ODA附加政治条件, 将是否提供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军费开支、人权及民主状况挂钩。这实际上是日本一些人出于特定的政治考虑, 企图将ODA作为牵制中国的外交手段, 给日本对华经济合作进程打进的一个楔子。 (7) 在此背景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日本对华ODA政策也随之调整, 不仅出现了“经援政治化”的倾向, 从援助方式到援助领域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变动。

   1. 日元贷款决定方式变化 

  从1996年的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 日本将前三批贷款的“多年度一揽子决定方式”改为“3+2方式”, 即先确定前3年贷款额度, 待3年期满再与中国协商落实后两年的贷款额度。因此, 第4批日元贷款分两次确定援助金额, 分别是1996~1998年度的共5800亿日元和1999~2000年度的3900亿日元, 总计达到9700亿日元。 (见图1) 2001年10月, 日本外务省公布《对华经济合作计划》, 正式调整对华ODA政策, 决定从2001年开始实行贷款金额“单年度决定方式”, 即由中日两国政府每年对贷款额度进行协商后, 再逐年签订援助协议。日本政府特别强调, 今后所有对华经济援助都将改变固定方式, 要结合日本的财政和经济状况, 针对重点领域, 对每个项目的立案予以评审后, 综合确定援助金额。 (1) 同时, 日本要求更多地参与到援助项目的决定过程中, 要求中方进一步提高对援助项目乃至赴日研修人员的决策透明度, 并强调为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 将逐一仔细审查每个对华援助项目。

   2. 援助金额大幅减少 

  如图1所示, 自1979年起一直呈增长态势的对华日元贷款, 在2000年达到历史最高值2143.99亿日元后, 从2001年开始持续大幅减少。2007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仅463.02亿日元, 是自日本开始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以来最少的一次, 比2000年度减少了78.40%。2008年日本正式宣告结束对华提供新日元贷款。此外, 日本对华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也分别自1993年和1997年达到最高额后, 均呈现大幅减少态势。

 

  图1 日本对华ODA (1996-2008年度)
  资料来源:日本外務省編:『政府開発援助 (ODA) 白書』、1998-2009年度版。

   3. 援助重点领域变化 

  此前日本对华援助主要面向中国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日本开始更加重视在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内陆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人才培养、技术转移、制度建设等领域提供援助。日本对华环保领域的贷款金额从1995年的25.52亿日元增加到1999年的1248.98亿日元, 五年增长近50倍, 远远超过同期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总额仅1.4倍的增长幅度。 (2) 日本还利用日元贷款在中国设立了三个环保示范城市 (贵阳、大连、重庆) , 通过改造基础设施、调整能源结构和治理重点污染源等方式加强环境治理。2001年日本外务省出台的《对华经济合作计划》明确提出, 未来对华日元贷款的重点领域将集中于保护环境、开发内陆城市、增进相互理解等领域, 基本不再用于中国沿海城市。根据该计划, 2001年度日元贷款中54%的金额被用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项目。2002年以后的日元贷款项目基本都与改善大气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以及植树造林、培养环保人才等环保领域有关。

   4. 经济援助与政治问题挂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日本将对华援助与中国的核能开发、国防开支、武器贸易以及人权状况等问题挂钩, 运用减、停援助手段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对华经济合作计划》中明确强调, 将利用各种途径, 督促中国关注军事支出与人权等问题, 进而提出今后的对华援助应特别注意避免与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相联系。此外, 日本在经济援助中还附加更多的政治条件, 不断要求中国增加对第三国援助状况的透明度以及加强对日本ODA的宣传力度, 使日本能获得更多来自中国受援地政府与群众的肯定评价。

   (三) 全面停止新日元贷款后的对华ODA (2008年以来) 

  2007年11月8日, 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高村正彦正式表态, 从2008年开始日本将全面停止对华所有新贷款。加之2007年起日本已停止对华一般项目的无偿资金援助, 2008年以后日本对华经济援助进入只余少量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所谓“后ODA时代”。

  2008年后, 在环境保护、减灾防灾、应对传染病和食品安全等领域中保留的技术援助成为日本对华ODA的主要部分。日本对华技术援助资金从2008年的270.58亿日元增长到2010年的500.97亿日元 (见图2) 。但2010年中日经济实力发生逆转, 加之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了中日双边关系危机, 日本国内再次出现“应重新审视对华ODA”的强烈呼声。2011年度起, 日本对华技术援助金额大幅降至32.96亿日元, 并在此后几年持续下降, 不断创下历史新低, 2015年度仅为8.06亿日元。与此同时, 日本也开始摸索由中日双方共同承担技术合作的项目, 逐渐要求中方在接受日本技术援助的同时自行承担部分经费。如2013年中国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大地震后, 日本通过向中方介绍、传播日本先进的耐震、免震制造技术和防灾应对措施, 帮助中国加强防灾教育。这个项目的大部分费用是由中方承担的。 (1)

 

  图2 日本对华技术援助 (2008-2015年度)
  资料来源:日本外務省編:『政府開発援助 (ODA) 白書 (2012年度版) 』、『日本の国際協力 (2016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

  2008年以来, 日本对华无偿资金援助以人才培育奖学计划和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为主, 均为小额无偿资金援助项目, 主要面向中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医疗保健和民生环境等领域, 对中国基层社会提供援助。无偿援助金额同样从2010年度后大幅减少, 2012年度后基本只剩下利民工程项目援助, 且降幅明显, 2015年度的无偿资金援助仅有1.07亿日元 (见图3) 。

   二、日本对华ODA的绩效与弊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日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都发生了逆转, 日本对华ODA的减少乃至最终结束, 都是历史的必然。不可否认, 40年来日本对华ODA在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也存在着ODA政治化的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图3 日本对华无偿资金援助 (2008-2015年度)
  资料来源:日本外務省編:『政府開発援助 (ODA) 白書 (2012年度版) 』、『日本の国際協力 (2016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

   (一) 日本对华ODA绩效评估 

  据统计,从1979年宣布对华提供ODA至今,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共涉及367个项目, 援助金额累计达到33164.86亿日元,另有1575.67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和18399.98亿日元技术援助,接收中方研修人员53862人次赴日学习,派遣日方专家10243人次赴华提供技术指导。(2) 客观来看,日本对华ODA对中日两国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首先,日本对华ODA为中国改善基础设施、加强环境保护和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长期成为对华最大援助国,尤其是前四批日元贷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六至第九个“五年计划”形成良好配合,帮助中国完善了道路、机场、发电站等大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并扩大了中国农业、工业、医疗、教育、扶贫、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基础建设,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日本外务省2000年调查显示,利用日元贷款修建的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分别达到2600万人次(是原机场的3倍以上) 和2000万人次(原虹桥机场为1300万人次),大连大窑港年货物吞吐量增加了310万吨,北京地铁的日均利用人数由6万人次扩大到11万人次,南宁至昆明铁路的货物运输量从2871吨增长到5110吨,北京上水管道提供了当时北京市用水需求300万立方米中的几乎一半,西安上水管道能为当地700万市民提供110万立方米的用水。(1) 此外,日本无偿援建的中日友好医院、中日环境保护中心、各地再就业中心和希望小学,为普通人民改善生活条件、消除贫困做出了贡献。特别是2000年以来,日本加大对华环保领域的援助,将大量资金投入到环境问题应对、与能源相关的环境保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维护等方面,对中国加强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对华ODA也为日本谋得诸多经济利益。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确保了日本能够从中国稳定地进口本国急需的能源、资源产品,而且也为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了诸多便利。对华日元贷款还使得中国在早期外汇不足的的情况下能够顺利进口日本商品,推动中日贸易的快速发展。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的近30年间,中日贸易额从1979年仅66.54万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367.04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最初起步时仅0.73亿美元(1979~1983年度合计),而到200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达到62.18亿美元。(2)

  从政治影响来看,日本对华ODA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也使得中国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了社会稳定,并通过对外开放加深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经济发展确保了稳定的周边环境。客观地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对华ODA在为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在改善中日民众感情、构建信赖关系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日本利用ODA对华施压 

  对华ODA不仅帮助日本实现经济利益,也成为了日本对华施压的工具,给中日经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在欧美等国的压力下利用减、停ODA资金等方式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1989年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日本政府也在西方的压力下,冻结了第三批日元贷款以及对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无偿资金援助。不过,1990年11月末,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解除对华经济制裁。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大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威胁论”迅速抬头,日本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把ODA同中国核试验、军事政策等内政挂钩,将经济援助变成了对华施加压力和影响的手段。1994年至1996年,日本多次因中国进行核试验,对华提出抗议,并通过减少或冻结无偿援助对华施压。1996年3月,日本又因中国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而提出抗议,并推迟双方关于日元贷款的磋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和东海资源开发等海洋权益争端一度激烈,日本政府进一步借日元贷款等经济合作项目对华施压。2000年5月,中国海军军舰首次通过津轻海峡,赴西太平洋海域进行正常训练。日本政府反应过度,对中国政府横加指责,并于同年8月冻结了2批日元贷款(分别用于机场和铁路建设,共计172亿日元,2000年10月恢复供给(3))。从2001年开始,日本大幅减少对华日元贷款金额,并利用每年磋商贷款金额的机会,加大对华施压力度。2004年5月,中国着手开发东海油气田,遭到日方强烈抗议。日本政府随后单方面做出了于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后停止对华日元贷款新项目的决定。

  此后,日本政府又以冻结日元贷款的审定工作为手段,在谈判中对华施压。按照惯例,日本政府每年3月底 (即每个财年结束前),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当年对华贷款的提供额度。但是2006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暂时冻结2005年度 (2006年实施) 对华日元贷款的审定工作,打算根据同年4月召开的中日关于东海油气田开发谈判时中方的表现再做决定,显示出借ODA审定向中国施压的意图。

   三、“后ODA”时代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展望 

  2008年日本全面停止对华新贷款以来,中日两国开始积极探索“后ODA”时代的政府间合作如何由“单方面援助”走向“双向合作”与“互利共赢”。2008年,中日签署《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确认将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此外,中日也开始探索如何从“援助者”与“被援助者”的关系转向“传统援助大国”与“新兴援助国”在对外经济援助中相互协调、加强对话的“合作者”关系。2008年4月,中日举行了首次湄公河政策对话, 谋求在推动湄公河流域各国经济开发的过程中加强协调与对话。2010年3月生效的“10+3”多边化区域外汇储备库中,日本和中国分别出资384亿美元 (各占总额的32%)(1),为维持东亚地区货币稳定、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做出贡献。此外,中日两国还借助“东盟+中日韩”首脑峰会、中日韩非洲政策对话、中日韩拉美事务磋商等多边机制,就对外经济合作、经济援助和能源、资源开发进行一系列对话。

  2015年以来中日双边关系已逐步改善,中日两国经济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宽。中日在推动防灾合作、扩大人员交流等方面达成一致,且在防治环境污染、深化金融合作、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尤其是2017年以来,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消极应对逐渐转向积极回应。2017年5月,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代表日本政府出席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转交了安倍的亲笔信。安倍在信中表示,“希望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构想上加强对话与合作”。(2) 6月5日,安倍在演讲时首次表态, 如果条件成熟,可就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进行合作。(3)此后,安倍先后在参加G20峰会、东亚首脑峰会和“第三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会”期间,多次表态愿同中国就“一带一路”进行合作。2018年1月10日,安倍在首相官邸与二阶俊博和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会谈时表示,将针对“一带一路”的每个具体项目进行研究,只要可能,日本都会认真参与。两名干事长则向安倍提出希望将中国福建省打造为“一带一路”中日合作的示范区。(4)1月22日,安倍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希望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并愿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合作,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5)

  随着安倍对“一带一路”态度的逐渐转变,日本内阁官房和外务省、财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也开始积极援助日本民营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展共同项目。目前,日本已将节能环保、产业结构优化和提高物流网便利化这三方面作为今后重点推动的方向。如在节能环保领域,中日企业可发挥各自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清洁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推动太阳能发电站和风力发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中日民间企业可共同参与沿线国家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在物流方面,日本将积极与中方合作推动通关便利化,帮助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有效利用中欧铁路实现货物运输。(6) 另外,日本政府将通过其国际协力银行(JBIC)和日本贸易保险 (NEXI)等金融机构为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提供融资支援。(7)

  此外,日本经济界也开始积极探索“一带一路”中的商机。2017年11月20日至26日,日本经济界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与中国各界就合作开拓第三国市场、推进技术创新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代表团中很多成员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极大兴趣,希望未来有启动中日合作项目的可能性。

  受到日本政、经界态度转变的带动,日本学界于2017年11月30日在东京成立了首个研究“一带一路”的机构———“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担任最高顾问,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近藤荣一任法人代表。该中心的成立将推动日本学界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并促进日本政府和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和理解。同一天,在东京还举行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亚洲环境能源合作之路”国际研讨会,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和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出席了研讨会。中日两国学者就“一带一路”与中日产业技术合作、亚洲环境能源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2018年伊始,日本最大物流公司日本通运宣布, 将搭上“一带一路”的便车,在2018年春季之前,启动借用中国铁路在日本和欧洲之间运输货物的服务。此举不仅可以使该公司将日本与欧洲间的物流费用降至空运的一半左右, 而且又比海运节约时间。据报道,今后日本通运还计划利用中国铁路连接东南亚和欧洲的运输线路。(1)

  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中日两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和“试验田”。(2) “一带一路”将为各方提供更加广阔、更有活力的合作平台,这一倡议将对亚太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更大辐射带动作用。 (3) 2018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任期内首次访日, 也是中国总理时隔8年再度访日, 标志着中日高层交流和互访的恢复。两国签署《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 双方将建立推进在第三方市场加强合作的工作机制, 设立并举办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 (4) 在日本对华ODA走向终结的同时, 中日通过打造“一带一路”合作的新平台, 不仅有望推动中日经贸合作更上一个台阶, 还可借此契机开展第三方合作, 推动中日经贸关系走向互利共赢。

    注释

   1 参考OECD网站数据。https://data.oecd.org/oda/net-oda.htm.

  2 [日]服部龙二:《大平正芳的外交与理念》, 沈丁心、腾越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第124页。

  3 1979年9月, 大平正芳向中方提出对华ODA三原则, 即与欧美各国保持协调;与亚非各国、特别是东盟国家保持平衡;不提供与军事有关的援助和合作。

  4 「国別援助実績1990年までの実績中国」、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j_90sbefore/901-07.htm.

  5 21世紀中国総研:『中国情報ハンドブック〈2003年版〉』、蒼蒼社2003年、第525頁。

  6 同上。

  7 「国別援助実績1991年~1998年の実績中国」、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j_99/g1-07.htm.

  8 刘江永:《日本对华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

  9 「対中国経済協力計画」、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2001年10月1日。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enjyo/china._h.html#3-1.

  10 「日本の対中环境ODA」、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2000年6月1日。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pamphlet/pdfs/china_j.pdf.

  11 『日本の国際協力 (2016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2017年3月1日。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238188.pdf.

  12 『日本の国際協力 (2016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2017年3月1日。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238188.pdf.

  13 『対中ODAの効果調査 (2000年度) 』、日本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youka/kunibetu/gai/china/koka/report21.html#gdp.

  14 「日本の貿易、投資統計」、JETROホームページ、2017年12月11日。https://www.jetro.go.jp/world/statistics.html.

  15 「特別円借款により中国のインフラ整備を支援」、JICAホームページ、2000年10月23日。https://www.jica.go.jp/press/archives/jbic/japanese/base/release/oec/2000/A05/nr29s.html.

  16 「チェンマイ·イ二シアティブのマルチ化契約の発効について」、日本銀行ホームページ、2010年3月24日。https://www.boj.or.jp/announcements/release_2010/un1003f.htm/.

  17 「日中シャトル外交、提案安倍首相の親書、習氏に」、『朝日新聞』2017年5月17日。

  18 「首相、中国の一帯一路を評価『日本も協力したい』」、『朝日新聞』2017年6月6日。

  19 「一帯一路案件ごと判断」、『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月11日。

  20 「第百九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18年1月22日。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

  21 「一帯一路日中の企業支援沿線国開発に資金」、『読売新聞』2017年11月28日。

  22 「一帯一路中国に協力政府、支援は個別判断」、『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12月31日。

  23 「日通、中国鉄道で日欧輸送一帯一路活用、コスト半減」、『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月10日。

  24 《安倍望就“一带一路”合作外交部:可成中日合作“试验田”》, 中国网, 2017年6月6日。http://www.china.com.cn/news/world/2017-06/06/content_40976093.htm.

  25 《驻日本使馆举行11月份例行记者会》, 中国驻日大使馆网站, 2017年11月30日。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sgxxs/t1515675.htm.

  26 《国家发展改革委签署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2018年5月10日。http://www.ndrc.gov.cn/gzdt/201805/t20180510_8858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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