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全球化进入剧烈调整期。一方面美欧经济体极力将疫情责任甩锅给中国，并通过不断升级的经济制裁措施将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化、长期化。另一方面，美日政府推动供应链“脱中国化”。日本政府出台改革计划，鼓励支持制造业回归本土，或将海外生产网点转移至东南亚等地。日本政府主导的供应链“脱中国化”计划，在短期内不会对日本企业在华投资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中美贸易摩擦叠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日本可能一方面以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为名，调整对华投资及海外布局，另一方面期待继续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红利。

　　关键词：新形势  中美贸易摩擦  日本对华投资  供应链  海外布局

　　作者：刘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李清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研究员；

　　田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研究员；

　　邓美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5期

 

　　2018年1月美国挑起中美之间贸易冲突后，日本在华企业“撤资论”“转移论”等舆论不绝于耳。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多个供应链暴露出断裂风险。2020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省（以下简称“经产省”）推出“供应链改革计划”，以应对疫情冲击下口罩等医药物资供应链断裂等紧急事态，并以此为契机，推出两大举措，一是补贴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土，对特定国家依赖较高的产品和零部件，鼓励其将生产网点迁回日本国内，其中政府负担部分搬迁费用。二是以生产设备为对象，将海外生产据点分散至东南亚等地。同时，2020年4月，日本政府推出117万亿日元的历史最大规模紧急经济对策，日本国会也通过2020财年补充预算案，其中2200亿日元用于支持制造业回归本土，鼓励高度依赖特定国家的产品和零部件的企业，以及国民健康相关的医疗战略物资，在日本国内设立工厂或引进设备；235亿日元用于供应链多元化布局，鼓励日本企业海外网点向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

　　2020年7月，经产省公布第一批补助名单，其主要对象为在华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其中574亿日元补贴57家企业从中国迁回日本国内，110亿日元用于30家企业迁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中美贸易摩擦叠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日本对华投资及海外布局将面临调整。本文在厘清日本对华投资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变化特点及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及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投资的前景。

一、新形势下日本对华投资变化特点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开始对华实施直接投资，其在中国吸引外资的工作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2015年~2018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中国吸引外资的比率基本维持在2%~3%之间。2018年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3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5%，占外国对华投资总额的2.8%，在国别排序中居第四位。从实际利用外资存量来看，截至2018年末，日本对华累计投资项目51834个，规模累计达1119.8亿美元，在对华投资国别统计中居于首位。

　　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截至2017年10月1日，日本在华企业网点达32349家，占日本海外网点总数的43%，位居国别和地区首位。经产省对日本企业海外现地法人的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3月末，日资在华现地法人7754家，以占日本总体29.6%列居第一，其中制造业与非制造业数量基本持平，分别占总体的51.6%及48.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缓解就业压力、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2018年7月，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的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2019年9月，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启动第四轮关税制裁。2020年1月，中美两国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但伴随疫情的爆发及迅速蔓延，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加剧，在执行协定过程中，美国并未完全履行分阶段降低或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如2020年7月6日，美国宣布针对340亿美元关税第六批排除清单中的98项商品，从7月9日起恢复加征25%的关税。这些做法阻碍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缓解。

　　中美日作为全球经济总量最高的三个国家，其相互经贸往来密切，在中美贸易摩擦日益严峻化、复杂化背景下，日本在华投资变化呈现如下特点。

　　（一）从存量看，日本对华投资小幅下降。受全球经济减速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影响，中日经贸规模弱化。2019财年日本实际GDP增长从前年0.3%降至0.0%，其中出口贡献度从1.7%大幅下滑至-2.7%。观察季度指标，2019年第四季度及2020年第一季度GDP分别为-1.9%和-0.6%，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陷入技术型衰退。在此背景下，2019年日本对华实际投入外资规模同比下降2.0%，为37.2亿美元（参见图1），但仍位居对华投资国别第三位。

图1  日本对华投资规模变化（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外商投资统计》。

　　（二）从流量看，日本对华投资稳中有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根据日本银行及日本财务省的国际收支统计，计算出以美元计价日本对外投资变化。2019年日本企业跨境并购增加，日本对全球直接投资大幅增加，从2018年1584.1亿美元升至2486.8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增幅，其中日本对欧盟地区投资增长最高，达52.7%。如图2所示，2019年日本对华投资也呈增长态势，投资流量为143.7亿美元，同比增长19.8%。

　　受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对外投资总量同比锐减50.6%，但对华投资减少18.3%，低于总体水平。日本对华投资占对外投资的份额也从前年同期的3.8%升至6.2%。需要注意的是，日方统计的对华直接投资流量金额与中方统计有明显差距，主要是统计口径不同，日方统计中还包含了本国母公司对在华子公司的投资金额。整体来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流量额相对稳定，未出现大幅下跌现象。

图2  日本对华投资流量变化
资料来源：JETRO：「日本の国·地域別対外直接投資（国際収支ベース、ネット、フロー）」。

　　（三）从投资战略看，大多数在华日企暂无改变供应链或生产网点计划，但对华业务发展持观望态度，在华投资更加谨慎。疫情下全球经济下滑，企业减收减益。2020年4月，JETRO对在华日资最为集中的华东和华南地区逾千家企业进行调查，其中华东地区86%的日资企业没有改变供应链或生产网点的计划。在计划改变的企业中，多数选择回迁日本或在中国国内调整。华南地区，表示疫情对供应链无影响的企业从之前的20.2%大幅提升至44.2%，未来扩大在华生产规模的企业从15.4%升至22.3%，表示缩小规模的仅占8.6%。日企在华经营稳定，其动因在于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技术成熟的劳动力和门类齐全的产业链体系等。

　　另一方面，多数日本企业对中国业务发展持观望态度，在华投资更加谨慎。《日本经济新闻》调查显示，中美贸易摩擦第四轮加征关税后，23.9%的日本企业表示应缩小中国业务，但在如此严峻形势下，仍有7.4%的企业表明扩大中国业务。与二者相对应，6成受访企业暂时维持现状，观察事态变化，其中以扩大在华投资为前提的观望态度派占相当数量。

　　（四）从投资区域看，东南亚成为日资企业从中国转移的主要地区。

　　作为全球最大对外投资国，日本企业积极进行海外布局，北美、欧洲、亚洲为其重点投资领域，2020年第一季度，上述三大区域对外投资份额分别占30.7%、29.6%和22.7%。在日本海外投资区域中，近年来对华投资份额呈减少趋势，从2005年14.5%降至2019年5.8%。与此同时，对东盟地区投资增加，从11%升至14%。

　　日本企业海外现地法人数量也反映出这一趋势。如图3所示，2018财年日本在亚洲、北美及欧洲现地法人数量均有增加，其中在亚洲地区，东盟十国同比增加1.2%，占比升至28.4%，连续八年增长。中国占比29.6%，同比减少0.2%，连续六年数量收缩。

图3  日本海外现地法人地区分布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経済産業省「第49回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査の調査結果」、2020年5月27日。

　　（五）从投资流向看，日本在华投资呈两极分化现象。目前主要有四类日资企业调整在华投资，一是以压缩成本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不适合中国消费升级的传统产业；三是不符合我国发展方向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四是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产品向美国市场出口。在中国生产要素成本增加及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规划调整下，前三类企业盈利空间严重收缩，这些企业原本早已实施或正在计划重新布局，中美贸易摩擦只是起到加速器和助推器作用。

　　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强压下，面向美国市场出口的在华日企调整生产体系，部分产能向其他国家转移。如2019年3月日本理光将面向美国的多功能一体复印机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泰国，任天堂将部分家庭游戏机生产迁至越南等。另一方面，汽车、半导体等相关大型投资仍在持续，如日本旭哨子在广东省惠州市投资建设显示玻璃项目，投资额约为320亿日元，量产于2019年3月开始；丘比公司在广州市新设工厂，增加调味料等产品生产；日本大金工业计划最晚2022财年投入400亿至500亿日元，增加在华半导体材料领域生产及研发。

　　受疫情影响，2020年电气、机械、汽车、化学医药、零售业等行业收益减少。在日本政府资金支持下，虽然生活用品企业爱丽丝欧雅玛、盐野义制药等企业迁回日本国内，光学产品企业豪雅将工厂从中国迁往越南、老挝等地，与此同时，在华日企对健康、环境及研发等投资并未减弱，在华投资方向更加符合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2020年3月，资生堂宣布将在上海成立全球第三个研发中心，用于防治新冠疫情；丰田与比亚迪成立电动汽车合资公司；2020年4月，养乐多宣布将在无锡新建第二工厂。2020年7月，日本明治乳业在广州成立公司，将于2021年开工建厂。值得关注的是，富士胶片虽然将抗疫药品供应链转向日本国内，但其加大在华医疗健康、电动汽车及环境技术等产业投资。

二、日本对华投资变化原因及影响因素

　　新形势下日本对华投资发生变化，究其原因既包括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及全球经济下行等外部因素，也包括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对日本在华投资影响的内部因素。

　　（一）外部因素

　　1、新冠疫情冲击

　　疫情突发和蔓延对全球经济、资本流动和贸易往来等造成巨大冲击，对日本在华投资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疫情对全球经济、投资的影响。2020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4.9%，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经济陷入危机，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5.2%，其中美欧日分别下滑6.1%、9.1%和6.1%。在此背景下，2020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将同比减少40%，仅为9240亿美元，时隔15年不足1万亿美元，降幅远高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17%。

　　二是疫情暴露出供应链脆弱性问题。疫情的蔓延恶化，在全球暴露出程度不同的供应链脆弱性问题，日本也陷入口罩、消毒液、医疗防护服、人工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严重不足的问题，暴露出医疗产品高度依赖海外的制度性缺陷。例如，日本几乎全部医疗防护服来自中越美三国，超过90%的人工呼吸机依赖欧美，半数以上的原料药品源于韩中意三国。疫情爆发后，占日本市场77%的中国口罩无法保证供应，即使日本国内有意扩大口罩产能，橡胶、无纺布等材料也需自华进口。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枢纽，中国生产受阻导致全球供应链受到影响，引起日本恐慌。在日本进口对象国中，中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自华进口占比从2000年的14.5%升至2019年的23.5%，其中进口中间产品比例占21.1%，高于美国（16.3%）和加拿大（9.2%）等国自华进口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占据首位。

　　三是疫情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供应链体系面临重构，日本企业调整供应链的紧迫性加剧。日本从21世纪初便推出“中国+1”的产业链分散化战略。基于比较优势变化，以压缩成本为目标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从我国撤离。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面向美国市场出口的在华日资企业将部分产能向外转移，但大多数企业仍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此次疫情对产业技术要素的可持续性提出挑战，加剧了主要经济体重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紧迫性。日本在国家战略层面促进企业进一步调整全球布局，规避生产经营风险。

　　2、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日本与中美经济关系密切。贸易方面中美长期作为日本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2019年分别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1.3%和15.4%。其中中国是日本最大进口来源国，占比23.5%，美国是日本最大贸易出口对象国，占比19.8%，中国以19.1%的微弱之差位居第二。投资方面，美中分别为日本对外投资的第一和第四大国，分别占2019年日本对外投资额的19.4%和5.8%。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冲突后，最初受加征关税影响最大的是在美日资企业，对在华日企经营冲击较小。JETRO对日资企业全球网点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加征关税等不利影响的在美日资企业占比达75%，其次加拿大为61%、中南美为45.5%，在华日企为37.3%。与此同时，37.3%的在华日资企业表示不受影响，而这一比例在美国仅为14.6%。

　　究其原因，日资企业在华投资基本形成“地产地销”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据JETRO调查，在华日资企业出口与现地销售额比率平均值为32.5%，其中仅有3.3%的日资企业产品全部出口，而全部现地销售的日资企业达30.2%。在“自产自销”模式下，在华日资企业与美国贸易紧密程度不高，2019年对美出口仅占日资企业出口总量的5.5%，而日资企业在华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零部件本地采购比例高，约三分之二来自中国国内，其余大部分来自日本、东盟等近邻，从美国采购不到1%。

　　另一方面，日本在华企业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冲击更加担忧，2019年12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公布的对中美贸易摩擦对日本中坚、中小企业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五成的被调查企业受销售减少所困，受负面影响的企业中已有半数表示将采取某种措施规避风险，在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复杂化背景下，电气机械、输送类机械、纤维等行业企业更倾向于转移生产地至东南亚等国家。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商务部多次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扩大对中国高科技、互联网等企业的制裁范围，截至2020年7月末，已有300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这些做法也必将影响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

　　（二）内部因素

　　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增长主要动因有二，现地市场销量增长和巨大市场潜力。新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在世界范围扩展，对中日及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影响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首先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及增长前景。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关于2019年度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经营的调查报告显示（参见图4），在认为中国具有投资潜力的被调查企业中，60.8%的企业认为有潜力的理由在于中国现有的市场规模，56.3%的企业认为中国具有投资潜力的理由在于未来市场的成长性。另外，23.9%、20.5%和14.2%的企业认为有潜力的理由分别在于加工组装的供给基地、产业集聚效应和基础设施完善。另一方面，关于存在的问题，得票率最高的前两项分别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激烈，而法规执行缺乏透明性、知识产权保护不充分（35.5%）和汇兑、汇款限制也是日本企业认为对华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图4  日本企业认为中国具有投资潜力的理由和存在的问题（前五项）
来源：JBIC「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　2019年度海外直接投資アンケート調査結果（第31回）」、https://www.jbic.go.jp/ja/information/press/press-2019/1127-012855.html。

　　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对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变化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既包括促进投资的因素，也包括减少或转移投资的因素。

　　首先，日本企业在华收益有所减少。一是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低端制造业无法再满足中国高质量发展需要，不得不从中国撤离。二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销售前景的忧虑，从而放缓对华投资。在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大的日本企业调查中，38.4%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认为经营业绩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担忧中国国内销量减少的企业比例比海外销售增加7个百分点，达55.3%，其主要因素在于“产品销售对象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从而导致产品销售减少”。三是外部因素对在华经营形成负面影响。受疫情影响，93.2%的在华日资企业表示2020年收益减少，其中降幅在11%~20%的企业占比最高，为34.6%。其背景源于疫情爆发之初，中国生产暂时停滞，对企业生产和经营造成冲击。之后中国最早有效控制了疫情，在华企业得以复工复产，但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出口订单减少，影响企业收益。可以看出，相对于外部因素导致出口减少的直接影响，日资企业更担忧贸易摩擦等成为中国经济减速的推手，诱发国内产业链脆弱，间接影响其在华经营和投资。

　　其次，运营成本上升是导致日本对华投资转移的重要因素。日资企业产品成本中，人工费约占20%，材料费约占60%。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提高，人力成本逐渐上升，企业工资支出扩大，房屋租金、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成本等也不断攀升，这使得日本企业擅长的通过精算削减成本的经营策略逼近临界值。同时，随着市场成熟度提高，竞争对手不断崛起，拓展新客户的空间缩小，日本企业高质量产品的优势也不如从前明显。运营成本提高，市场竞争激烈，成为近年来日本企业将投资从中国转向东南亚的驱动因素。

　　从积极因素看，巨大的市场潜力与成熟的产业链继续吸引日本企业在华投资。近年来，日本对华投资逐渐从装配制造基地和出口基地组合，转向装配制造基地和消费市场的组合。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成熟的产业链，不仅为日本企业提供生产、销售和盈利保障，也减弱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JETRO调查显示，约9成的日本企业认为持续增长的中国市场是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新形势下日本对华投资前景

　　（一）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是日本在华投资的根本动力。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面临美欧等国的外部打压和围堵。能否实现战略突围，短期取决于我国经济的实质性恢复，长期取决于我国国内市场和经济增长潜力。受疫情和全球经济影响，IMF和世界银行虽然大幅下调全球经济预测，但均认为中国是今年唯一有望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作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中国成为日本出口最早复苏的国家。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出口从2020年2月起大幅下滑，2020年6月出口同比减少26.2%，其中对美、欧出口下降46.6%和28.4%，但对华出口降幅仅为0.2%。

　　我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既是吸引日企在华经营的重要动力，也为我国自身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全球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结合我国国情，基于现实与未来考量，我国推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日本企业而言，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以及中国经济成长红利具有巨大魅力。中等收入群体稳定提升，高质量产品与服务需求增加，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明显以及中日在创新、高科技领域合作空间广阔等因素，是日企加大在华投资力度的重要参考。

　　（二）日本企业回归本土面临困境，其产业链重构仍将以海外布局为主。对企业而言，虽然日本政府提供搬迁补贴，但其规模不足以弥补重建成本，供应链回迁反而形成发展约束。供给方面，受限于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经营成本高等因素，企业经济性和收益性减弱。需求方面，一是人口减少，国内市场萎缩；二是汽车、电机等企业在海外形成“地产地销”模式，其中我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成为日企未来在华投资的重要动因。

　　长期以来日本非常注重海外投资，2019年海外净资产达365万亿日元历史最高值，连续29年居全球首位。JBIC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18财年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产量占其总量的36.8%，为198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值。日本企业在短期内无法实现供应链的“脱中国化”，但疫情加剧了包括中日在内主要经济体重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紧迫性。作为全球或区域产业链网络的中心，中日等国面临国际责任、国家安全与企业效益的平衡，加强安全、高效的全球供应链管理将成为重要课题。

　　（三）日本向东南亚转移的产能难以被承接。JETRO对近万家日本企业海外业务调查结果显示，在未来三年海外网点扩张计划中，将中国作为扩张目的地的企业从55.4%降至48.1%，而越南从35.5%跃升至41%，东盟六国达到71.1%，时隔六年转为上升。其原因一是对当地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性的期待，二是强化出口网点功能，三是规避风险，尤其是规避中美间关税升级而调整产业链布局。

　　但总体看，东南亚的局限性决定其仅为日本供应链多元化布局的一环，不具备承接转移能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仅约为我国20%，人口及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约为我国一半，产业链条对我国依赖程度较高等。以越南为例，作为供应链转移替代国的最大热点，越南主要产业集群尚处于发展阶段，生产所需零部件对我国依赖较高。越南原材料及零部件的本地化率只有36.3%，而中国、泰国分别为66.3%和57.2%。

　　（四）新形势下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稳定和提升日企在华投资份额。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其全球排名从2018年的第78位跃居为目前的第31位，连续两年成为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之一。从投资领域看，日本企业在零售业、饮食业、旅游业等服务业领域，以及化学、医药、护理、医疗器械等医疗领域不断增加在华投资。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到中游环节，日本对华投资领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另一方面，目前美欧日多国强化外资收购，重点防范中国资本。2020年5月，日本财务省公布修订版《外汇法》框架下需对海外投资者进行事先审查的518家对象企业名单，其目的在于限制对国家安全相关敏感行业的外国资本。在中美博弈长期化背景下，中国加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打造市场化、规范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中资和外资企业创造优质服务和公平竞争平台，从长期来看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也有利于中日经贸合作进一步加深。

四、结语

　　在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的国内改革交织背景下，我国吸引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投资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疫情不仅导致全球经济严重恶化，对外投资减少，更加剧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美国协同欧日等经济体，以期实现对华排斥和孤立意图，我国面临的全球经济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凸显。

　　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重任，我国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理性认识日资企业在华布局调整，练好内功，提升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提振外国企业在华经营信心。强化中国产业优势，加强中日经济合作，在产业领域、区域分布和技术合作等多方面，促进日资企业在华经营的转型升级。同时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继续营造公开、公平、透明的营商体系，以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为标准，提升对跨境投资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