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日本发展道路看法的历史演变
新中国认为,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有两条:第一条连续性强,走帝国主义或军国主义道路。中国对此保持警惕,要求日本不与美国拼凑东北亚条约(《日美安全条约》的扩大)。第二条间断性强,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对此予以支持,希望日本先脱美独立,后和平中立。中国的上述看法逐步深化,经历三个阶段,基调分别是警惕、吸引、警惕。
从1950年初到1953年9月的阶段一,中国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1950年1月10日的《人民日报》观察家文章提出日本国家发展的“两条道路”论:一是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认为美国在日本的行动,有“殖民地性质和军国主义性质”“恢复军国主义日本……是日本反动派与美国帝国主义者集团的共同目标和基础”。二是支持日本和平发展,认为“只有摈弃帝国主义和摈弃帝国主义的联盟,只有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遵循和平发展和加强各国人民间的和平的路线,日本才能兴起并且成为独立的大国。”由此可知,早在1950年,中国就认为,日本将在和平发展与干涉主义之间二中择一。鉴此,中国鼓励日本和平发展(内涵是社会主义,外延是独立、和平、民主),警惕日本重搞干涉主义(内涵是军国主义或帝国主义)。
不久,中国关于日本国家发展的“两条道路”论,衍生出关于日本外交的“两条道路”论。1950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称,日本可走两条路:第一,“由美国重行武装起来,让美国军队长期驻在日本,与美国订立侵略的军事同盟”;第二,“与亚洲人民建立和平友谊”,与苏、中、朝 “以及整个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站在一起”。这表明,1950年中国认为,日本对外只能一边倒:或倒向美国,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此时,中国对日政策的最低目标是尽量减轻日美勾结的危害程度(联合苏联,共同反对日本重整军备、反对美军驻日),最高目标是争取日本倒向苏、中、朝(引导日本脱美入亚)。这两个目标前者现实,后者理想。这是因为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只能推行西方一员为主、亚洲一员为辅的外交政策: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阵营对立的格局下,与美国结盟,对抗东亚大陆。
从1953年9月底到1958年3月的阶段二,中国重视日本的亚洲一员属性。因此,中国主要推动日本和平发展,其次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下面从这两方面论述。
主要方面,1953年中国重新定义日本国家发展的两条路。9月28日,周恩来总理向日本友人大山郁夫表示:“今天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是两个不同的前途:一个是处于美国附庸国地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这是日本反动势力所要求的;另一个是独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日本,这是日本人民奋斗的目标。”与1950年的“两条道路”论相比,周总理的“两条道路”论更符合日本的实际(定义日本的和平发展时,用“民主、自由”取代“社会主义”)。1957年2月27日,他明确表示日本不必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支持日本真正的和平独立,并不希望将日本搞成和我们一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彼此不妨友好合作。我真正相信,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日本应向亚非国家表明放弃军国主义,表示真正和平的态度。周总理此言既顾后(放弃军国主义)又瞻前(和平独立)。1953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解读日本的和平独立:“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日本如要取得中立,必须首先具有能够保持中立的条件,这就是必须首先取得日本的独立与和平。如果首先不取得日本的独立与和平,那么所谓保持日本的中立,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愿望。”这就是说,日本只要追随美国,就不是和平国家。
可见,1953年10月,中国对关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认识已很到位,不要求日本倒向苏、中、朝,而希望它分两步和平发展。具体地说,鉴于中国从期待日本倒向社会主义变为推动日本摆脱美国控制,关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1953年10月中国要求日本先脱美独立、和平,后走向中立。这样一来,日本资产阶级对美闹独立性的一翼就被纳入日本人民的范畴,成为中国的团结对象。日本国家发展的两个前途意味着:充当美国附庸的日本将与中国对立;脱美独立、和平乃至中立的日本将与中国和平共处。
为化敌为友,郭沫若副总理于1953年10月29日宣布:“如果日本断绝与台湾蒋介石残余匪帮的关系,如果日本摆脱美国侵略主义的附庸国与追随者的地位,如果日本成为和平、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国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不但可以建立和发展,而且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也是可以考虑的。”这表明,重新定义后的“两条道路”论已从非难日本政府变为规劝日本政府,其对日要求止于中间目标:脱美独立、和平。 这是中国调整对日政策的结果。笔者的依据是,上述郭沫若谈话的内容并不见于为这次谈话而拟定的草稿。相反,该草稿不是主张吸引日本,而是批评吉田政府:“美国……一贯执行着压制日本民族独立、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变日本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与殖民地的政策……使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组织侵略战争的工具而存在。美国的这种战争侵略政策就必然使得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并日益加重了日本人民身受的灾难。而且日本政府又顺从地执行了美国的这种政策,不惜公开以全中国人民为敌,与蒋介石残余匪帮非法签订了双边和约,与其保持所谓外交关系。这样就不得不越益加重了上述情况的严重性,从而阻碍了日本人民实现其要求与远东各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愿望。”不难看出,该草稿的这段文字与上述郭沫若谈话的精神实质相同,相异之处在于:前者摆事实(批评日本依附美国),后者基于事实提出建议(支持日本脱美独立)。据此判断,中国这次调整对日政策,始于同年9月周总理重新定义日本国家发展的两条路。
此后四年多,中国加大对日本工作力度。1954年12月成立的鸠山政府比吉田政府更重视中国。中国对此表示欢迎。1955年2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称:“日本人民正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争取独立和平的道路。这就是摆脱处于美国半占领下的状态、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防止军国主义的复活、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的道路。 这是符合吉田政府倒台后日本政治形势的总的趋向的。另一条道路是重走吉田政府的老路。这就是公开地或隐蔽地甘心作为美国的附庸、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日益陷入美国‘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侵略政策的泥坑、危害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是和日本当前政治趋势背道而驰的。”由此可知两点: 第一,关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该社论表达的对日目标仍居中,强调独立(鼓励日本脱美),未强调中立(一处引文除外);第二,要求鸠山政府不当美国的帮凶。
但是,即使在这四年中,中国对日工作也收效不大。其原因有两点: 第一,鸠山政府对美闹独立性的余地小。20世纪50年代,日本处于美国的半占领下,外交上只能听命于美国。第二,关于国家发展道路,中日的想法迥异:中国认为,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尖锐对立,日本只能二中择一;日本则相信,它有双重国际政治属性(既是亚洲一员,又是自由国家一员)。国际政治立场不同,导致中日对立:中国警惕日本重走帝国主义道路,日本则与美帝国主义划不清界限。这使中国做日本工作的难度增大。
次要方面,中国对日保持警惕。1955年1月周总理表示:“不能不说日本国内还有一小部分军国主义残余分子,想利用美国的援助,把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起来,我们对他们和美国侵略集团的勾结不能不表示担心。我们有经验,所以也不能不对此加以防备。”具体地说,中国担心日本向海外派兵。同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批评说:“日本统治集团中那些把日本的命运系在美国的车轮上的人物,一心要走一条危害日本利益的道路。他们不但使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屈从美国,而且答应派遣日本人民的子弟到国外去为美国充当炮灰。”这段话是对同年8月31日的日美联合公报的下述内容的正确解读:“日本可尽快为其本土防御承担主要责任并且能对维护西太平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日本后来的战略实践表明,它打着为国际安全作“贡献”的旗号,走上分担美国负担之路(从出钱发展到出兵海外)。鉴于美国推动日本出兵海外有遏制中国的考虑,中国必然警惕日本。
1957年2月成立的岸政府比鸠山政府更重视美国。结果,中国越拉岸,岸就越倒向美国。中日关系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国对日政策的基调从期待、吸引走向失望、警惕。岸政府联美反华的结果是,中国从拉拢日本变为打击日本。同年6月岸首相访台后,中国批评他脱亚,破坏中日友好关系。7月3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称:“岸信介首相正在把日本带上敌视新中国、破坏中日友好关系、追随美国侵略政策的危险的道路。这也就是从亚非各国中把日本孤立起来的道路,这是和日本整个民族的利益相违背的。我们认为,只有和平、独立、友好的道路,才是真正符合日本民族利益并且符合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要求的。”8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进而批评:“岸信介的政策是要使日本自外于亚洲大家庭,要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孤儿’。”简言之,中国要求日本应脱美,不应脱亚。
从1958年4月到1972年9月的阶段三,中国视日本为西方一员,但坚持认为日本的出路有二:一是脱美独立,走和平发展之路;二是加强日美同盟,走干涉主义之路。下面从这两方面论述。
主要方面,中国更加警惕日本。1958年7月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重申:“走独立和平的道路,还是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的主要斗争,同时也是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长期侵略的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所深切关怀的问题。”这就是说,中国关注日本何去何从:既然日本国内有两条路线斗争,就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之。一方面,该社论重申:日本要走独立和平之路,就须“按照万隆会议所通过的原则,同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该表述与周总理1953年9月的表述基本相同(仅用“经济合作”取代“共存共荣”)。另一方面,该社论指出,日本要走帝国主义老路,就必然“企图重新称霸远东”。 这就提出了反对日本先脱美、后谋求独霸远东的命题。该社论据此判断:“日本正在进一步被拖上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这表明,再次调整对日政策的结果是,中国重点防范日本重搞干涉主义。
次要方面,中国期待日本脱美独立、中立。关于日本把美国当靠山,1958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一语破的:“岸信介也许认为搭上美国这条船,情况就会不同。其实,……美国这条船正在往下沉,搭上这条船能够有出路吗?”这两句话指明一点:与亚洲共命运,才是日本的归宿。关于日本的和平发展,该社论讲得又深又透:“对日本来说,唯一光明的道路,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和平中立的国家,同世界各国首先是亚洲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平相处。但是,要实现这条道路,日本人民就必须首先摆脱美国的控制,废除美日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状态,使日美之间保持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只有一个真正独立的日本,才有可能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实行和平中立。”这段话的主旨既传统,又有新意。第一,对日本和平发展的要求更明确:以废除侵略性的《日美安全条约》为前提,支持日本与美国建立平等关系。第二,坚持1953年10月的提法:日本和平发展应分两步走(先脱美独立,后和平中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日本走和平中立道路,中国的政策更具体。1962年周总理说:“和平中立不是要在和平与战争中间保持中立,应当是站在和平方面反对侵略战争。中立是指不结盟说的,即不参加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的同盟。在日本来说就是反对同美国缔结日美‘安全条约’,反对建立东北亚条约。”鉴于日本的走向与中方的期待相反,中国必然对日提高警惕。
综上所述,中国在三个阶段中警惕日本的主要原因各异:起初受日本侵华历史的惯性影响,继而担心日本向海外派兵,最后对日美关系的走向不乐观。兹以两例说明中国为何在阶段三更加警惕日本。
例一涉及日美关系的走向。继1958年确认日本的潜在的帝国主义性质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于次年认真思考日本的走向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重视此问题,是因为在美国霸权体系下,日美关系的走向与日本走什么路密切相关。1959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展望日本统治集团的对美态度。周恩来强调利用日本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认为日本可能走两条路:亲美军国主义之路或反美军国主义之路。因此,他把日本垄断资本分为殊途同归的亲美、反美两派,主张打击前者,拉拢后者。他在1959年2月24日认为: “垄断资本中也有反美派,也有想利用亚洲和美国讲价钱(日本垄断资本过去统治过亚洲,和亚洲人民是敌对的,因此有其复杂性),在策略上可以拉拢,但是(他们是)间接同盟军。可以利用。日本垄断资本中有亲美的也有反美的,但想利用美国复活军国主义这一点是一致的。这里有共通性,他们都想恢复侵略。但方法不同,一种为倒向美国,一种为讲价钱利用美国,但要复活军国主义是一致的。”刘少奇看重日本统治集团与日本人民的矛盾,强调日美合作的一面,认为日本可能走联美军国主义道路。在他看来,日本或脱美独立,或联美侵略,二者必居其一。同日,刘少奇征求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的意见说:“日本是否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即垄断资本主张和美国联合,复活军国主义,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侵略亚洲;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要求独立。独立就是要脱离美国,就是要反美。日本如要反美,就要联合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苏联。第二条路线所拥有的群众最广大,阶层也最广泛。当然还有两面派,主张独立的资产阶级也可以列入。大体情况是否这样?”毛泽东看重日美矛盾,认为日本可能走脱美军国主义道路。1959年10月18日,他征求日共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的意见说:“日本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扩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全被剥夺了。他们很不甘心,(想)继续侵占殖民地,但现在受美国的控制,还未准备好。 他们想摆脱美国,再搞扩张。这些看法是否对,愿同你们交换意见。”上述三种认识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日本未来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即使在21世纪,我们也要利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亲美、反美两派的矛盾,防范日本联美扩张乃至先脱美,后扩张。
例二涉及中国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判断。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其时,中国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因为两者都搞干涉主义。与此相一致,新中国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警告日本的干涉主义势力,而两次称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则是反击日美共同干涉其内政。兹分述如下:
第一次发生在1960年1月签署新《日美安全条约》时。同月14日的外交部声明称,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国首次提出此论断,是对新《日美安全条约》的“远东条款”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应。但是,中国未因此改变对日政策。同年7月池田政府成立后,中国坚持“两条道路”论。1961年2月28日周总理说:“我们认为,广大日本人民是争取走和平、独立、中立、民主道路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有一小部分人想复活军国主义,走日本的老路。第一条道路中国人民是支持的,因为和平、独立、中立、民主的道路不仅对日本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也有利。作为邻邦,我们应该充分支持。后一条路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过去军国主义给亚洲造成灾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灾难。因此,这后一条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诸位会说,想走后一条路的是极少数人,实现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没有。在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没有。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有人这样想,美帝国主义也想培养这部分势力作为它侵略亚洲的先锋队。美帝国主义想利用日本人民流血,使亚洲人打亚洲人,让日本为它火中取栗。今天,作为友好邻邦我们愿意指出这一点,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是没有前途的。”周总理这番话表明,60年代初中国关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看法可概括为三点:第一,美、日的干涉主义势力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第二,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小,但不能完全排除;第三,中国支持日本中立。
中国关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逐步深化。外办日本组成员肖向前1964年访日后写的一份观察报告作出如下判断:“中国人和亚洲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戒心很大,但我认为日本人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和亚洲发生的变化更大,日本要像第二次大战前那样称雄于东亚已不可能。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所以那样耀武扬威,是因为那时的朝鲜、中国太软弱、落后。现在中国已经独立并日益强大,朝鲜半岛虽还处在分裂状态,但比以前大不相同。日本再以军国主义侵略和统治周边国家已经不可能了。我的报告对此有所说明,但也并非十分鲜明。”肖向前的上述判断告诉我们:日本向哪个方向走,与其国际环境息息相关。
第二次发生在1970年6月自动延长新《日美安全条约》前。中国再度称,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同年4月周总理访朝时,围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问题,中国发出两种声音:第一,6日,周总理在平壤表示,日本反动派“正在加紧复活军国主义”。鉴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传统表述是用进行时,应视此为中方的立场。第二,次日的《中朝联合公报》用完成时(“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庇护下,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成了亚洲危险的侵略势力”),应被视为中朝的共同立场。张香山回忆,这是因为中方采纳了朝方的意见。显然,中朝共同提出此论断,是对1969年《尼克松—佐藤荣作联合公报》中的“台湾条款”和“韩国条款”的反应。
这次中国仍未改变对日政策。张香山认为此事重要,当面报告周总理:他所接触的绝大多数日本朋友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的论断。他回忆:“大概周总理也早已发觉了这个问题,所以当即指示可以把‘已经复活’改成‘正在复活’。”周总理作此指示,是因为他知道,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不是主流。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后,周总理在1971年9月23日说:从三岛事件可以看出,在日本存在着军国主义的思潮,有人企图扶植军国主义。在第四次防卫计划中也包含着这种思潮,也是确实的。但是,时代变了。拿“盾会”来说,也只有100人,听三岛演说的1000名自卫队员也没有作出特别的反应。因此,不得已,三岛就剖腹了。不过,对一小撮人,我们也不能不反对。不反对,他们就扩展势力。周总理这番话,与他在1961年2月28日的前述言论相比,内容不同,但精神实质一样。
周总理表态的结果是,1972年中国关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表述,或措辞含蓄,或坚持“两条道路”论。王国权、王晓云于1972年4月13日与民社党访华代表团签署的联合声明称:“双方一致认为,目前日本正处在走军国主义道路,还是走独立、民主、和平、中立道路的十字路口。”这反映出,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政坛仍是两极对立:或倒退,重搞干涉主义;或前进,践行和平主义。
综上所述,新中国推动日本独立乃至中立,走和平发展道路,与警惕日本重搞干涉主义异曲同工。鉴于日本徘徊于和平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新中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展望日本国家发展的四条道路(和平中立、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是因为凶吉难卜:既要警惕日本重搞干涉主义,又要推动日本和平发展。譬如,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背景下,邓小平于次年1月11日会见日本自民党政党政治研究会访华团时说,在石油带来的新问题面前,日本究竟怎么走法,这是一个大课题。各种各样的倾向都会有的,比如说,复活军国主义这个倾向是有的。往往一种倾向开始时都是少数人,不注意它就会扩大开来。 又如,1974年5月25日,英国前首相希斯向毛主席提问,中国对日本比较放心吗?毛主席点头并说对。希斯又提问,中国是否相信日本人的和平意图?毛主席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将来很难说。
21世纪初期,日本逐渐成为“普通国家”,对中日友好关系的消极影响增大。作为主观愿望,中国愿与日本共同发展,永不再战。作为客观现实,日本日益背离和平发展的方向,其搞干涉主义的危险性增大。中国因此警惕日本。展望未来,日本对美持何态度、如何看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仍是其走哪条国家发展道路的试金石。
*选自《新中国对日政策(1949—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