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中旬的日本外交异常忙碌：先是在美国主导下，美日澳印四国于12日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的首次线上峰会，紧接着是在日本的推波助澜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将日本选择为拜登政府首访目的地，召开了美日“2+2”会谈，并发表针对性极强的联合声明。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痛斥美日两国“狼狈为奸”，且语气之严肃，措辞之严厉，为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所罕见。这背后的原因何在？我们特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蔡亮进行解答。

罕见点名中国恍若冷战重现

　　问：此次美日“2+2”会谈及其联合声明为何令中方怒斥？

　　答：凡事有因才有果。中国以“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战略附庸”“背信弃义”“引狼入室”等罕见措辞严正驳斥日本，自然与美日联合声明中“罔顾事实和真相”“诬蔑抹黑中国”及干涉中国内政等内容息息相关。这份联合声明还将中国描绘成地区和平合作的风险，而美日则自诩为国际体系的代表，并将美日同盟自我标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对比以往美日“2+2”会谈，此次会谈显著提高了对华调门，如此点名无理指责中国实属罕见。

　　因此，也难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7日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美日联合声明中相关涉华内容是“恶意攻击中方对外政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日固守冷战思维，逆时代潮流而动”之明显，连西班牙《世界报》也指出如此联合声明恍若冷战重现。

　　美日此举就是要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且为了更好地制造对抗，还蓄意拉帮结派，试图打造反华“包围圈”。再加上美国特意赶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之前，先与日、韩两国分别举行“2+2”会谈，无疑就是要将两国拉到与中国对抗的道路上。这与冷战时期，美国通过“捆绑”盟友，共同遏制苏联的方式如出一辙。

　　但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并非只是被动地与美国保持同一立场。同期举行的美韩“2+2”会谈，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并未点名中国，与美日关系“温差”明显。相对于韩国的审慎，日本在涉台、涉港、涉疆、南海、钓鱼岛等一系列涉华问题上主动出击，显然是为了打造一个以美日同盟为基轴，以四方合作机制为主干的对华制衡圈。

　　在微观层面，日本主要聚焦于钓鱼岛问题。无论是在“四方安全对话”还是美日“2+2”会谈，日本一再对中国年初出台的《海警法》及近期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连续巡航表示不满，并利用日美“2+2”会谈再度推动美国就钓鱼岛协防问题明确表态。

　　在中观层面，日本一方面将台海、南海等问题与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地区的稳定和繁荣等相挂钩，并指责中国的相关行为违背国际法，危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日本却强调日美澳印四方合作机制对维护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捍卫民主、法治等所谓“普世性价值”的重要意义。

　　在宏观层面，日本在对涉港、涉疆问题“抱有强烈担忧”的基础上，主动呼应美国的提法，无端将中国总体定位为“有悖于国际秩序，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对日美同盟以及国际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国家，并无理指责中国的相关行为是“有损国际体制、对地区内其他国家施压以及不利于地区稳定”。

　　日本如此举动，说到底就是为满足阻遏中国崛起复兴的一己之私，甘愿仰人鼻息，甚而不惜背信弃义，破坏中日关系。这种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的做法，的确“令人不齿，不得人心”。

甘愿仰人鼻息只因三重动因

　　问：日本政府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般在对华关系上开倒车？

　　答：从菅义伟内阁近期的种种涉华言行来看，其与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之初，为阻遏中国崛起，推动各方构建“对华包围网”的行为十分相似。其动因主要有三：

　　第一，这是日本对拜登政府“回归多边主义，借重盟友力量”等方针做出的回应。一方面，日本认识到美国国会两党在对华强硬上已是“不分党派”，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具有结构性、长期性特征。另一方面，日本一直自我定位为西方国家，并长期以美国主导下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自居。

　　可以说，日本竭力推动菅义伟作为拜登上台后访美的首位外国首脑的原因正在于此。而当双方敲定菅义伟将于4月上旬访美之后，外相茂木敏充立即喜形于色地表示：“这是拜登政府对强化日美同盟做出的坚定承诺，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基于此，日本对于美国对华的相关定位，在总体上是认可的。且拜登政府为使其对华政策能够有效落实，势必会更加借重日本，而这也有利于日本实现强化本国军事建设，提升外交自主性，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图谋。

　　需要指出的是，自民党内有声音认为，日本在菅义伟执政后不再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旦拜登政府的外交工作走上正轨，难免令美国对日本的应对能力产生不安。《读卖新闻》据此曾指出，日本面临的考验是，在美遏华方面能够做出多大的“贡献”？从这一角度而言，借美日“2+2”会谈之机，在遏华问题上积极表态，主动配合，恰恰是日本现阶段心心念念的追求。

　　第二，近一段时期以来，钓鱼岛问题已成为日本对华国民感情恶化的最直接因素。因此，菅义伟内阁感到有必要借助“四方安全对话”和美日“2+2”会谈这样的场合，向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传递日本在上述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避免内阁在相关问题上受到国内指责。

　　第三，菅义伟执政半年，受疫情控制不力等问题影响，支持率大幅下挫，执政根基并不稳健，加之年内要迎来众议院大选和自民党总裁选举，选择这个时机刻意对华表现强硬，一方面便于遮掩施政不利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自民党在选举中继续维持现有优势，进而延续内阁的执政“寿命”。

我须亮明红线 “两手对两手”

　　问：面对日本的“背信弃义”，中国应怎么办？

　　答：对于菅义伟内阁近期破坏中日关系的种种言行，中国在明确表明立场，亮明红线的基础上，应注重“战略韧性”与“政策弹性”相结合，以“两手对两手”的方式与之打交道。

　　第一，中日关系堪称世界上最具复合性的双边关系，历史纠葛、领土争端、战略互信赤字的存在导致了两国之间的结构性复合安全困境将长期存在。但中日毕竟互为重要邻国，经贸数额巨大，文化往来频繁，也同为地区乃至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因此应对两国之间的矛盾进行主次区分，分别应对。

　　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方面，中方应不惧亮明红线，对日进行口头和行动上的警告，同时也应注重利用现有的对话平台，管控各种可能由擦枪走火造成的安全危机，防止事态升级。进一步讲，可以考虑在中日之间召开如中美那样的高层战略对话，让双方进行坦诚的、有建设性的、有益的“争论”，将各自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托出，直面分歧寻求共识，在管控危机的同时寻找扩大利益交汇点的领域。

　　第二，中国在坚决反击日本不当言行的同时，也可关注日本在经贸等领域的务实性操作，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开拓双方在具体领域的合作空间，扩大彼此的务实交往，团结日本国内的知华、友华人士。

　　第三，中国可以积极透过“政党外交”、“公共外交”等窗口，如推动与自民党内知华的二阶派等阵营，以及执政联盟中公明党的交流，积极传递相关信息，尽量减少政治误判。

　　同时，日本须知，中国欢迎多边主义并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理念。中国也欢迎竞争，更提倡在公平公正基础上开展竞争。但无论是多边主义还是竞争，都应建立在摈弃意识形态偏见，承认文明具有多样性的基础上，否则就是打着多边主义旗号的“伪多边主义”。如美日同盟这般，表面上强调开放包容，实际上却是封闭排他，是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搞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其结果也只能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并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的境地。